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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放歌】曹一鸣:广西计量仪器制造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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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总裁班    http://beida.22edu.com/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11日

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曹一鸣,男,1939年8月出生于山西灵石县,汉族,中共党员。1959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现任广西专家咨询服务协会副理事长。

 

 

1968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矿业学院机电系任教。1968年至1975年在江苏省煤炭地质勘探公司工作。1975年至2000年在广西南宁市广西计量仪器厂工作,历任车间主任、副科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厂长等职,兼任广西技术监督局党委委员、广西仪器仪表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曾获广西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国家技术监督局“有突出成绩的计量工作者”、广西区直机关党委“优秀共产党员”、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全国技术监督先进个人”等称号。

 

在祖国的南方,有一座时尚、靓丽的都市——南宁。暖湿的气候让这里四季常绿,低矮的灌木、两三米高的果树,还有笔直高大的大王椰分层次地裹挟着道路通向远方。邕江曲曲折折,从西向东,像技艺高超的舞者抛出的长袖,舞动在南宁这一方美丽的土地上。

 

在城市的东方,一湾狭长的湖泊嵌在林立的楼群中。当年的广西计量仪器厂和厂职工家属区就坐落在这些楼群里。仪器厂的职工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可以远眺城市新区的繁华,可以俯观南湖的灵秀。曹一鸣在这里工作了25年。

 

懂事少年结缘无线电

 

曹一鸣1939年生于湖南沅陵,是家里的长子。1944年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到广西桂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从桂林避战去往贵阳,抗战胜利后回到桂林,又于建国前混乱的局势下迁居到了南宁。年幼时便经历疲惫的奔波和周遭的大变迁,他见识到平民的疾苦和父亲支撑全家生活的不易。

 

上初中时,曹一鸣就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有个同学做了个矿石收音机,带到班上展示自己的“稀罕物”,学生们围成一圈叽叽喳喳,而他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同学摆弄收音机,聪慧的他很快就弄懂了原理,好奇心驱使他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只是零件都需要高价购买,一套零件买下来几乎要花掉一个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这原本不是件难事,他父亲多年在银行系统工作,扎实的业务能力和资历使他的工资远高于一般职工的收入。他知道父亲会支持他。可是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八九口人,还要补贴山西老家的亲戚。作为长子,曹一鸣不愿给家里增加负担。

 

那时候,母亲每天早上会给曹一鸣一角一分钱买早餐,这是她计算好的,一杯牛奶加一根油条。曹一鸣就一声不吭地把牛奶换成了豆浆。这样,每天早上他就能省下三四分钱。为了早点制作出收音机,他不久又把这缩减后的早餐改成了一份五分钱的糯米饭。几个月下来,收音机的钱总算攒够了。

 

他买来了天线、电容、矿石等材料,为了减少花销,他甚至尝试自己卷线圈。直到在家里拉起了天线,收音机成型了,攒钱的事情便再也藏不住了,父亲埋怨:“为什么不早说呢?早说我们给你钱呀!”母亲则一边心疼一边却也不忍责怪他。做母亲的自然明白,孩子哪是怕家人不支持呢!矿石收音机的制作过程让曹一鸣体会到了无线电的有趣和钻研的快乐,他后来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电子仪器的试制、操作、维修,童年的这段经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1959年曹一鸣进入北京大学,也和他对无线电的兴趣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学期间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被选为校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品学兼优的他如愿进入了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沉下心气读书,打开眼界体物

 

曹一鸣选择北京大学的理由是:“当时无线电在中国是个新东西,具有这个专业的学校不多,北京大学开设这个专业,那我就去了北大。”从此,未名湖畔多了一位胸怀博大的青年。未名湖水九次成冰,也凝聚了他对学问的热情。

 

他是一位勤奋好学、默默钻研的北大学生。曹一鸣现在还记得当年图书馆一进门就能看见的那部翻开的大英百科全书。书页在那时已有破损,但端正地置于大厅之中,厚重而庄严,令人肃然起敬。那时的图书馆靠分发阅读证来控制入馆学生数量。凭证进入的记忆是深刻的,在书海徜徉的机会来之不易,这让曹一鸣那一代北大人铭记了知识的珍贵。

 

曹一鸣脑海里深深地印着教授们格物致知、博学笃定的风范。地处荒凉郊外的昌平校区是曹一鸣沉浸于各种电子实验、专心研究慢扫描器的地方。早上七点,准时前来做试验的曹一鸣常会与做了一夜试验的王楚教授碰面,王楚总是披着那件厚重的军绿色棉大衣,曹一鸣说他的刻苦“在当时是很突出的”。教原子物理的俞福春教授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下课的时候他会说:“我就在教室外面,有问题可以来问我。”就这样等在教室的门口,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曹一鸣参加编辑系报《火箭报》也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曹一鸣静静地领会着北大人“勤奋、刻苦、求实、创新”的精神,并躬身实践。

 

曹一鸣的学年论文是在环境艰苦的北京大学昌平校区完成的。当时,老师们上课都得提前一天从校本部坐车赶过去,上完课再赶回来。信息闭塞,收集资料和试验研究都很困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曹一鸣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学年论文,研制出慢扫描器。他后来虽不在科研机构工作,却始终没有离开科研战线,他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奖。他说他的根基是在燕园打下的。

 

课余时间,曹一鸣常常去听讲座——那是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他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是侯仁之先生就香山地质结构开讲。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曹一鸣称他“很有口才,讲述生动”;当时的中国驻英商务代办宦乡讲中英外交关系,他腿脚不是很方便,要拄着拐杖上阶梯,坐下来还谦逊地说,“非常非常对不起,我只有坐着说了”;中央乐团的首席指挥李德伦来做讲座,带着乐团的第一提琴手;电影《青春之歌》在热播,导演崔嵬就被请到北大,崔导演特别讲了他当时如何选择林道静的扮演者。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卓越人士给他树立了人格的模范,传授了广博的知识。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工作多次变动,他却总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做出成绩、出类拔萃,即使是退休之后还继续为政府、为企业献计献策。他说兼收并蓄的心灵之窗是北大为他打开的。

 

回忆起在北大的生活,老先生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过去太久了,那青春年华的记忆在老人心中已经凝聚成一个个片段;也许是回忆太鲜活了,对北大生活的怀念难以用语言去总结,去传达。然而正是这些片段蒙太奇式地把20世纪60年代的北大展现在我面前。眼前这位鬓发花白的老人想着说着,说了很久,最后他用一句话总结:“他们的精神是深深影响我的。”朴实的一句话,老先生说得十分动情。在谈话中,他常提到“兼容并包”和“民主”,这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是他的一部分了。一个人用一生去践行数代北大人所沉淀的理念,不能不令人敬佩。

 

我又问他:“北大有什么让您回忆起来觉得特别美好?”老先生静想了一会,说:“美好的东西很多的啊。”我听了微笑着不言语,看着他继续思考的眼神。片刻,他注视着我说:

“北大的春天很美好。”

“北大的春天?”

 

“是啊,约莫四月下旬,五四前后是我们的春假。那时候柳絮杨花飘得满地雪白,枝杈上是桃花盛开。春天很多人出去赏花。兴致好点的呢,就去颐和园;兴致更好的呀,还要跑到西山。颐和园的玉兰开得有这么大。”他伸出双手比划着玉兰,足有一个盘子那么大。“从香山、颐和园回来的人来到未名湖还要说,未名湖这么美,不用去香山的。”

 

而他那时却不常游未名湖,也不常赏花。他往返于寝室、教室和食堂间,默默地追求知识、潜心地钻研学术,在专业内外的学习中感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在与师友的交流中感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作风,这就是一位北大理科生与未名湖独特的对话方式。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做到最好”

 

1968年,曹一鸣从北大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走上人生的大舞台。1968年至1975年,曹一鸣有6年的时间是在江苏煤炭地质勘探公司度过的。从北大毕业之后,曹一鸣被分配到北京矿业学院教书,隶属煤炭部。没去几个月,他们这些年轻的大学老师就要被调往北大荒接受再教育,然后继续教书。鉴于当时大学的情形,曹一鸣和其他刚分配的教师决定要去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地方,切实地做点事。当时煤炭部系统,只有地球物理勘探使用的电子仪器最多,他就被安排在华东物探大队地震队做一名普通的工人。

 

地震队利用人工爆破制造地震波,通过电子仪器接收的反射波来判断地层的走向,探测煤层。全队60多人,就有10人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新手们每天从事钻孔、布线、爆破、搬运等体力劳动,曹一鸣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要走好几里路到达施工现场。有时在水田里施工,走在泥泞的田埂上,稍不小心就会滑倒,但无论人怎样摔倒在地,不能让仪器损坏。施工回来,他还要保养和调试仪器。

 

长期的野外工作对身体瘦弱的曹一鸣无疑是一个考验。他曾患过肺病,可他从不抱怨工作的劳累,他把这种考验当做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主动地参加体力劳动。

 

地震队处于经常性的斗争和对抗中,曹一鸣不问其他,埋头做事,获得大家的认可。说到当时和工人们相处,曹一鸣回忆起在北大参加农村工作队的生活,他们和农民一起吃,一起住。在贫苦生活中的宽容忍让让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而工作上的勤恳为他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两年后,他凭借着对仪器操作原理的熟识和过硬的技术被安排到仪器组担任仪器操作员,也就是施工现场的总指挥。1971年,因在施工现场跳下水坑救助落水的儿童等先进事迹,他被推选为地震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唯一优秀代表,出席了公司的表彰大会。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知识分子获此殊荣,尤其难得。

 

1975年,大学生被重新安置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曹一鸣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家乡。他去广西科委报到,一进门,广西计量仪器厂的前身——广西科学仪器厂——的党支部书记就笑着对他说:“一鸣啊,等你很久啦,你就到我们厂去吧。”曹一鸣本是不太情愿的,他是学理科的,而仪器厂这样的地方更多是给工科的毕业生施展才华的舞台。可是考虑到领导的期待、专业的对口,可以更好地施展才华、作出贡献,他答应下来了。

 

曹一鸣一开始的工作是厂里的生产统计员,这份非文非理的工作看上去总不能让他学有所用。可是曹一鸣觉得“搞技术的会更熟悉仪器的构造,而我们对工厂的运行应该有更深刻的了解”。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在工作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先说“有所不为”,看到厂里复杂的关系,他坚持不插手任何对立和斗争,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而“有所为”,首先是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别人都下班了,他还继续在车间里琢磨。其次他还经常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帮小忙”,当时厂里车间在使用恒温水池,原先的水泥水池不能恒温,旁边总要设置一个不断在加热的水池,这边水池温度降下来了,就从另一个热水池里舀出一瓢加进去,再用温度计测一下,低了再加。浪费能源和人力不说,这样的恒温也总是不够精确和持续。工人们一次次改良水池,也总是没能达到理想的状态。

 

于是,工人们找到了曹一鸣。他先是做了一个加热棒,又用螺旋桨搅拌使得各处水温均匀,再设置一个温度控制器通过电接点温度计和电子放大电路来控制温度。水温达到预设的温度电源就断开,水不能继续加热;水温下降到低于预设温度时,它又能自动接上继续加热。这样,别人琢磨好久的问题,曹一鸣不到一天就给解决了。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不在原先的基础上小打小闹,而是运用一种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原理思路进行设计,真正让理科生的扎实功底显示出来,把理论的优势运用在实践中。大家不仅感激他,也从心底对这个名牌大学生另眼相待。

 

北大出来的学生工作中要讲求科学、民主”

 

我问他工厂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份工作,心中有没有什么不满?老先生转过头来,正视着我说:“那没有!是这个厂子给了我施展才能的平台。”他所说的这个平台就是相位计的试制,他将其看做一个很高的起点。

 

1976年,工厂承接中国计量科学院的研究成果,进行宽频带微波相位计的试制。这是一台高精度的移相器的测量装置,应用于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制作及测量。厂里特选了两个技术骨干带着助手组成试制小组,曹一鸣虽是后来加入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难度的加大,他一个人承担了很大部分的试制任务。相位计的试制是个艰苦的过程,对精度的要求非常高,而实验室的成果和实际投产区别相当大,线路结构的设计、元器件的选择都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他主动承担编辑测试和工作程序的手册,履行着试制小组总体调试的职责。

 

用曹一鸣自己的话说,他们是“靠自己,花时间,动脑筋,组织人”,历时一年做出来的。期间他科学地协调各种部件的加工进度,协调技术人员的协作关系,及时地排除故障,整理数据编写出整机的调试手册,高质高效地完成了试制任务。很多时候,他们工作入了迷,不知道下班,更没发现天黑。有些时候,助手的家长找到厂里。有一次,天很晚了,他们的试制车间却还亮着灯,一个助手的哥哥和母亲找过来,向屋里探着头问:“下班了,还在干活?”助手一个个回去,曹一鸣还走不出他的思路。“当时也不觉得饿”,他笑着说。

 

相位计的试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仪器小批投产后,获得了成果单位——中国计量科学院——的赞扬,作为用户的国防科研单位也表示感谢,该设备还参与了我国洲际导弹发射的检测任务。1978年广西科学大会召开,厂里一致推荐曹一鸣出席大会,相位计获科学大会奖,他获得了“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该仪器的生产还给厂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20世纪70年代,工厂一年支付的工资七万元左右,一台相位计就能卖到四万元,鉴于此,厂里马上成立了电子车间,一鸣有技术,带出了人,被任命为车间主任。

 

从此,曹一鸣走出了单纯而不简单的技术员生活,走上了管理岗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未将科研与管理分隔开。在离开高校后的前十年,他坚守生产第一线,以学者的理论修养、发明家的创新思维和工匠的动手能力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在不同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刻不停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默默耕耘。而这些宝贵的人生经历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更而消弭,它们内化为人的素质,让他面对人生新的挑战时从容不迫,走上领导岗位后做得更出色。

 

1981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派人来到计量仪器厂准备提拔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座谈会上有人推荐曹一鸣:“老曹不错!他当科长时,每周开会,布置检查工作。”这个人提到的“每周开会”就是曹一鸣管理技术科时实行的例会制度。为了及时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度,他定期开会。1989年,他被选为厂长、党委书记,这个制度坚持实行。在厂里每周都有办公会议,每月中层以上干部有经济工作分析会,每季度有党委会。曹一鸣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坚持记日记,他把这个习惯带到工作中,要求科室干部坚持记工作日记,及时记下工作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不断总结以求进步。每个月上交一次工作日记,科员的上交给科长,科长的上交给副厂长,而副厂长和副书记的上交给他。这样,管理者便对布置下去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曹一鸣统筹全局更加得心应手。

 

曹一鸣说,北大的教育教给了他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正是他正确处理与工人的关系的依据。曾经有一次,工人因为奖金问题闹矛盾,那时候工人有问题动不动就要和厂长面谈,这次也不例外。曹一鸣从来不回避问题,他说:“要解决问题就得去工人中,去听,去看,去解决!”“你有问题,我就给你解决。”他担任党委书记后,立即组建职工代表大会正是直面问题,给职工一个发表观点、维护权利、参与工厂管理的途径。职工代表大会半年召开一次,工人有什么困难,厂长都放在心里;工人有什么意见,厂长都会考虑。“民主的作风是北大的优秀传统,我们在工作中就要讲求民主。”曹一鸣说。

 

这条路走对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口号,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加强“科学队伍建设”。全国陆续开展的科学大会像久旱后的甘霖,浇灌着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广西科学大会后,曹一鸣不仅作为厂里最优秀的技术人才走向领导岗位,还于次年接手了厂里新成立的技术科,全面负责厂子的科研工作。在曹一鸣带领下,广西计量仪器厂新产品的试制和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

 

他在任上大量吸纳知识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厂职工中大中专毕业生达到总人数的30%。他还狠抓产品的研发试制,集中全厂50%的技术人员组成两个专业试制组。在他负责技术科的时间里,经他组织或直接参与的新产品获奖十几项。1978年广西科学大会上,两项成果获奖;1982年获得广西科技成果奖三等奖一项;1983年,获国家新产品百花奖、广西科技新产品二等奖各一项;1984年获国家计量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广西科技新产品试制项目一等奖、三等奖各一项;1985年获广西科技新产品试制二等奖一项……厚重的《广西通志》中的《质量技术监督篇》中,计量仪器厂的名字接连地出现,老先生如数家珍般一一指给我们看,这是他的骄傲。

 

他是厂里的一把手,可他仍每天骑着自行车,总是第一个来上班;大大小小的会议,发言稿从来都是自己写。虽然这时候他已年逾半百,可认真的精神气儿丝毫不减当年。他是这么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地工作,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时代为有准备的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而他正要为计量仪器厂开拓一片新的天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出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市场经济的号角已经吹响,可是身为隶属于中央的事业性单位,广西计量仪器厂几十年来生产的东西是“国家”要的,产品是“国家”给卖出去的。现在已经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厂子一贯重视的科研却仅由一个科室在搞,研究项目是厂里要的,研究的成果给厂子。这样的工厂怎么改革?曹一鸣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很多遍了。

 

“去广东看看!”他下了决心。于是全厂中层以上干部放下手里的工作,在曹一鸣的带领下从南宁到广州,到深圳,到珠海,琢磨着这万千新事物后面的新思路,一路细细地看,默默地记。

 

回到南宁,计量仪器厂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了。他果断地进行机构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原先的六个科室改为三个,管理人员少了一半;一手带出来的技术科从此更名为研究所,投入大大增加,科研项目也增加了;他实行计件工资和按经营效益好坏分配的制度,企业的包袱轻了,阔步走上改革之路。

 

曹一鸣还在闲置土地上动起脑筋。他在工厂围墙下的闲置土地上建起了商业用房对外出租,2层小楼拔地而起,新建的商业用房供不应求。多余的车间改头换面成了办公室,统一招租办起了电脑城。不曾想到,二十年前的南宁小城就已经有了像模像样的“中关村”、“百脑汇”。土地资源得到了合理整合,大笔财富滚滚而来。

 

工厂不仅出租房子给人家,而且自己也做起了经营。曹一鸣相继成立了机加工分厂、广西仪器仪表公司、医用产品部、广西自动化仪器仪表公司等小经济核算单位,在广西仪器仪表公司亲任董事长。这些单位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加之曹一鸣坚持“藏富于民”,让这些下级单位保留大部分的收入。全厂职工收入也大幅提高,远远高于全区职工的平均水平。全厂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新单位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顺势而起,成为计量仪器厂新的效益增长点。

 

厂子活起来了!而那时,全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生产萎缩,效益下滑,一批批企业倒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成为国家的负担。广西计量仪器厂自觉脱离计划、走向市场;千方百计发展第三产业,坚定地自己找饭吃!1999年厂里总收入超过1500万,仅出租房一项就达200万。仅有170人的小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仅走得快,而且走得稳,走得好。说到这种“科工贸一体化”的新路子,曹一鸣微点着头说:“这条路走对了!”

 

安居才能乐业”

 

“安居才能乐业。”曹一鸣说这句话时,声音沉稳坚定。

 

如果说脑筋灵活,眼界开阔,跟得上时代潮流是很多企业家具备的品质,那么想着职工安居乐业,切实做到藏富于民,曹一鸣当为表率。他上任不久后,考虑到厂里部分职工的家属仍在农村,给大家的工作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经过他的努力,厂里所有职工及其家属均有了城镇户口;20世纪90年代初,厂里的干部职工人人搬进了曹一鸣为他们建的新房子,最小的房子也有70平方米。在南宁,成为计量仪器厂的职工可是件让很多人羡慕的事情!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吴正廉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时说道:“我80年代来到这个厂子,住的是四个人一间的宿舍,还是仿照苏联建的那种又矮又差的平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是老厂长拍板给我们建了自己的房子,他还亲自监督设计,花了很多心思。”这段朴实的话语说出了全厂170多人共同的记忆和对曹一鸣共同的感激之情。

 

1993年,曹一鸣提出“安居乐业”的口号,他说:“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职工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因此,他决定和一家房地产公司联合建房,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土地是厂子的闲置地,以地换房,计量厂出土地,房产公司负责建房,建成后五五分成。为了保证房子的质量,他亲自参与设计,建成的楼房和厂子仅一墙之隔,高层的住户站在阳台上向远望去,南湖的美景映入眼帘。

 

可是当曹一鸣最初做出建房的决定时,却遭到了几个老干部的不理解。他们指责曹一鸣“卖了‘祖宗’的地”,还扬言要游行。曹一鸣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他要做的就是能真正为职工谋福利的实事,房子建成,人手一套,这些指责就消失了。

 

为了更公正地分房子,曹一鸣组织干部和职工代表制作了一张评分表,给每个职工“打分”。对他们的工龄、工作业绩和他们的实际情况一一进行统计,给出分数,严格按照这个“成绩”确定分房的顺序。可就是这样的妥帖和公正,依然有极个别的同志对分房不满意,把矛头指向曹厂长,背地里说闲话,还半夜去踢曹厂长的大门。对于这样的行为,办公室调解不成,便想请派出所出面,这时曹厂长说话了:“周总理都曾经讲过,‘要以德报怨’,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用不着搞到派出所去嘛。”那位同志原以为厂里会处理他,后来却得到了老厂长的宽容,自知理亏,而自己怎么说也住进了新居室,怨气也消失了。

 

“曹厂长不是一般人,他比一般人高尚。”吴正廉(曹一鸣的继任者)评价道,“他让我佩服是真的。”吴正廉厂长向我讲述了曹厂长从负责技术科以来的很多故事,让我看到了曹一鸣在管理位置上运筹帷幄的另一面:关心职工,与民同乐。

 

吴正廉厂长告诉我,看上去身体还很硬朗的老先生曾经因为工作劳累生病出现生命危险,而又因为放不下厂里的工作,提前出院回到岗位上来。他让我知道,老厂长在技术科的时候来来去去穿着灰蓝色的劳保服,和工人一起工作,跟工人一个样;老厂长记性好,全厂170多人,姓名、家庭状况他都非常熟悉;老厂长关心下属,酒桌上跟领导、客户喝酒,别的单位是下属帮领导代酒,而老厂长从不难为不胜酒量的下属,还常常代了他们的酒……

 

我问老先生:“您喝醉过吗?”老先生笑着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醉过。”看着我惊讶的表情,他又接着说:“不是因为我酒量大,是我自己知道控制。看到那些醉酒的年轻人,我都觉得心痛,不加节制地喝酒,对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是这样心疼职工,为职工谋福利,他生病的时候,全厂将近一半的职工自发前去看望他,做厂长能做到这样,还有什么遗憾呢?

 

“心得体会一两句说不清楚,对北大是感恩的。”

 

在采访将近结束时,老先生向记者道出这么一句心声,几十年沉淀的感情浓缩成两个字——“感恩”。

 

老先生说,他把这一生主要的精力是贡献给了广西的计量事业。他1975年来到这个厂子,从普通的技术员做起,逐渐走上领导岗位;他1981年入党,1984年就担任党委副书记;一生贡献卓著,多次受到表彰,特别是1999年被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授以“全国技术监督先进个人”称号,全国获此荣誉称号的仅一百多人,其中多是来自各省市技术质量监督局的领导,只有他一人来自工厂。直到退休,他还只拿着一个月一千余元的工资,可他给广西计量仪器厂的账户上留下的是近三百万的存款,给广西计量仪器厂干部职工留下的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宝贵的财富。

 

记者说:“计量仪器厂的职工都很幸运,因为他们有您这样的好领导。”

 

曹一鸣低着头,笑了一声,说:“他们是沾了北大的光。”

 

这一刻,语言消失了。南宁和北京,相距那么远,眼前这位老人的心和北大贴得那么近。

 

“作为一个北大的毕业生,要继承北大的传统,工作中要讲求民主,决策时要讲求科学。对任何人要有兼容并包的心态,在学校里就要做到知识面开阔。要有这样一个心态,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北大人要做得最好。北大的学子有这个能力,要有这个自信。获得北大人的称号不容易啊,你们进校都是有很高的分数,你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在北大还要继续夯实基础,出去要为北大争光,不能给北大丢丑;出去要给国家、给社会作贡献。”

 

“西部前景很广阔,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都有长期在西部工作的经历。你看看,现在新疆的煤田油田,那是不得了啊。广西的发展势头也是不得了,2009年广西的GDP增速是13.9%,增速全国排名第四,在西部仅次于内蒙古。南宁的变化更是一天一个样儿。南宁又是个很开放的城市,没有排外的思想,你说外地话,不会有人排斥你。西部缺乏名牌大学的学生,这些年从广西考上北大的学子绝大部分没有回到广西,可是西部建设需要这样的人才,北大的学生到西部来,前途是非常广阔的。”

 

这是曹一鸣在访谈要结束时说的一段话。他声音低沉,语气舒缓,仿佛一场交响乐进入尾声,在慷慨激昂之后回归平和;仿佛一条大河奔涌入海,在惊涛拍岸之后融会新生。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并非出身寒门,却在心中装着别人生存的艰辛;九年求学于北大,一生奋斗在工矿企业,始终怀着一颗博大的心,为学,为人。他听到过抗战的炮声,经历过离乡的颠簸,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不仅做一位饱经风霜的见证者,更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他走过的路,从北大燕园通向中国西部,宽阔光明;他奋斗的舞台植根于西部沃土,精彩纷呈。

 

采访手记

 

曹一鸣校友是一位很难让人忘记的人,他坐在那里,就让你看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精神。阳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他显得安详、庄重。当他回忆起过去的苦乐酸甜时,眼神里都透出一种幸福。

 

我是在采访前一周才联系上远在南宁的曹一鸣校友的。他向我介绍了南宁的天气,说那里“气温10°C左右,湿度在70%左右”。我到了南宁,他很周到地给我安排住宿。他问我的院系、年级和家乡,提出为我邀请几位中文系的校友,以便我可以就今后的求学、就业等问题向他们咨询。他还提前发来详细的资料,为我的采访提供了便利。他的细致、严谨和热心,我在遥远的北京就已经感受到了。

 

他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说话声音不大,语速平和,但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你和他谈话,渐渐会觉得他很幽默。他回忆过去的经历,就像讲故事,很生动,让你印象深刻;他建议我去桂林看看,他说你坐在火车里路过桂林,看那一座座小山就像一个个窝窝头一样……

 

我走访了计量仪器厂,也拜访了其他几位在南宁工作的北大校友,曹一鸣校友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是显而易见的。他退休将近十年了,当我向计量仪器厂的职工们提到他们的老厂长时,大家都会突然变得很开心,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起他们敬爱的老厂长。曹一鸣校友做了近十年的北大广西校友会会长,他做事情从全局出发,校友们都很信服;校友有事情,他竭尽所能给予帮助。就在我采访的前几天,外地的企业家校友要在南宁发展业务,还向他咨询,请他指导。他已年逾古稀,可还受广西各县的委托,参与制订并审核各县的“十二五”规划。

 

一个人的地位永远不是由他所在的城市和他的居室条件来评判的。一个人和时代跟得多紧也不是由他能开多少马力的车来决定的。北大人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入社会?我想,从曹一鸣校友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8级本科生.何方竹)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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