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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放歌】钱绍钧:不求闻达的“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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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总裁班    http://beida.22edu.com/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11日

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钱绍钧:不求闻达的“无花果”

 

钱绍钧,男,1934年出生,浙江平湖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验原子核物理学家。

 

1956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并兼做研究工作,其间还曾担任苏联辐射剂量学专家的专业翻译。1959年调北京市科委工作。1962年奉派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我国著名高能物学家张文裕先生指导下从事高能物理研究。1965年回国后在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室工作。1966年3月调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从事核试验诊断技术的研究,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3年后任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并主管基地技术工作。1987年任研究员。1990年调到解放军总装备部(原国防科工委),从事战略规划和顶层研究工作,指导核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和军用核科学技术研究。

 

先后主持完成了核试验中多项科研工作,组织领导了多项地下核试验工程技术的攻关,主持或参与多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二等奖各一项,国家发明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198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荣誉称号。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自然中有一种植物,它不以浓艳多姿的花朵炫耀于人,而奉献出果实给人以香甜。它的名字叫无花果。人们赞美无花果,因为它是不图名不图利,唯求贡献的美好心灵的象征。如果把钱绍钧院士比喻成无花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在科研工作中硕果累累,却不求闻达。

 

 

1967年的春天,在开往大西北的列车上,钱绍钧凭窗远望,浩瀚的戈壁展向天际,朵朵白云飘在长空。一丛丛芨芨草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欢迎他到这艰苦环境里来从事美好的事业。

 

一个月前,刚过“而立”之年的钱绍钧,在和妻子欢度春节的时候,他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领导给他带来了要调他到某核试验基地工作的消息。

 

“那里需要你,那里工作艰苦,生活艰苦,但工作重要、光荣。要准备干一辈子……”领导既表示希望,又把话说在前头,要他慎重考虑。两条路摆在他的面前。

 

一条是他参加工作以来较熟悉的路,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核物理专业,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留在学校,先是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尔后在系里当助教,不久又调到北京市科委工作。1962年,他奉命赴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高能物理研究。三年后回国,他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虽几经调动,但顺水扬帆,走在一条令人羡慕的科学坦途上。另一条路,神秘而遥远,通向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工作的每一个脚步,都要跋涉在尖端技术的巉岩上;每一个细小的工作环节,都要求绝对的周密、精确,万无一失。那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是保密,不仅工作内容要保密,就连个人的学术成就、贡献,也只能记在保密的功劳簿上,锁进绿色的保险柜中。

 

面对两条路的选择,钱绍钧陷入沉思。

 

他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和国刚刚建立,旧中国留下的科学基础几乎是一片空白。1954年,毛主席、周总理听取了关于在我国发现铀矿资源的情况汇报。1955年,党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在这一年,已经是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三年级学生的钱绍钧按照组织的安排改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后又根据组织的安排留校任教。他清楚地记得进入大学不久后的那天,宁静的校园突然沸腾起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他们身边。礼堂里,周总理洪亮的声音在回荡:“人民的辛勤劳动给你们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你们不要忘记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当时,他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学到的知识献给人民。

 

他也想起了在国外工作期间,自己立下志向,要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核事业。他渴望祖国核试验场上空升起蘑菇云,冲破核大国的垄断和讹诈。

 

考虑是深沉的,决定是果断的。怀着愉快的心情,他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如今,在他当年焕发着青春光彩的额头上,已悄悄地爬上了条条皱纹;黑油油的鬓发已经变成白霜。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的学术水平是公认“拔尖的”,他的贡献是交口称赞为“重大的”,但他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却是陌生的。

 

他如果对此稍有不满的话,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1973年,中国科学院新建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当年曾经带领他到国外工作过的领导人,希望他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工作。

 

回到北京,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无论是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要比戈壁滩上优越得多。学术交流、出国机会也频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也更加容易出成果。分居十多年的夫妻也可以团圆……

 

机会令人向往,特别是那个年代,知识与才能不值钱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实惠比理想、事业更现实。但是,他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他经过认真的考虑,仍然坚持了戈壁滩上的事业。 

 

 

谈起那一代科技工作者勤奋钻研的精神,钱绍钧院士的言辞间充满着感叹。无论是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或是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还是核试验基地研究室,科研人员在工作中那种不顾一切的拼命劲头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而骄傲,也为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研究感到庆幸。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各国的核科学研究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择核科学研究无疑就是进入“炼狱之门”,不仅要面临缺乏资料的难题,还要经受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等种种考验。

 

钱绍钧动身前往苏联那年,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而在他入伍到核试验基地时,又赶上他的小儿子来到人间。不能为妻子分担家庭的重担,不能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使他萌发出深深的内疚之情。这种负债情结一直在大西北追随他二十多年。

 

当岁月的脚步跨入20世纪90年代时,钱绍钧告别了戈壁绿洲上的核试验基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一双儿女早已长大成人,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伴也快要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尽管人们早已习惯了每周五天工作制的生活,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地保持着周六去办公室工作的习惯,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每天看30页以上、每年看1万页以上外文资料的习惯。他淡泊名利,虽然曾经获得过许多奖励和荣誉,却从无骄矜之态,而只是把他们看做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他的夫人毕业于北大物理系,一直在北大工作了37年。钱院士曾戏称她是北京大学的“老土地”,而他自己却是天南海北地不知跑了多少地方。现在他才能享受到天伦之乐。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儿孙齐聚一堂,其乐融融。那是钱院士最开心的时刻,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机会。

 

人们说,钱绍钧只要一工作起来,就会忘记下班,忘记休息、吃饭。如果没人提醒,他可以一口气干上一天,干到深夜。在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时,研究室从领导到同事,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到时候要提醒他下班吃饭。

 

对钱绍钧来说,时间显得太短促,太不够用了。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他不但要完成正常的科研任务,还要肩负起繁杂的组织管理工作。开会、学习、讨论业务、制订课题规划、指导工作进程、核实技术报告……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仿佛排着队站在他的身边。每项工作都要做,都要做好,这就是他的秉性。

 

夜晚,对钱绍钧来说几乎和白天一样紧张。戈壁滩的夜是寂静的,这特别适合于他学习、钻研、探索、攻关。他屋里的灯光经常都要亮到深夜两三点钟。人们计算,他的工作时间折合工作日,一年约有五百天。

 

谈到他的工作,同事们给他概括了“六个最”:吃饭最晚、睡觉最少、工作最多、时间最长、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受核辐射性剂量最大。这“六个最”,是人们对他忘我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

 

在我国核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钱绍钧和同志们曾经一起攻克了许多重大课题,其中之一便是分凝规律的研究。

 

曾经有一个时期,对低空核爆炸的烟云样品,尽管经过大量的分析、测量,但总是得不出符合正确当量的数据。准确的数据拿不到,直接影响产品的设计和发展。人们从国外文献资料中早就知道这只拦路虎就是分凝的干扰。

 

钱绍钧和同志们一起,决心赶走这只拦路虎,研究分凝规律。这是一个曾使不少人望而却步的高难课题,周期长,难度大,又没有经验,一句话:苦果、难啃。

 

他就有这么一股劲,越是险路,他越执意要攀登,越是苦果,越要品尝。他坚信:“靠集体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叩开迷宫的大门。”

 

多少昼夜,几度春秋。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用艰辛的劳动,成功地找到了一整套粒子分级法,验证了国外资料上已有的粒子分凝规律,搞清了它的适用条件,从而为准确地得出每次试验的正确的当量数据打下了基础。

 

每次核试验之后,从现场取样到实验室里的样品处理测试,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每个试验期,从样品取回到开始,他和同事们不分日夜地战斗。他们从食堂领回米面,从家里拿来锅碗盆勺,吃住在办公室。紧张时,常常连续干几个通宵。

 

放射性,被称为看不见的“刀山火海”,由于某些放射性样品剂量大、危害重,每个人的试验操作时间,一般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操作时,几个人轮流替换。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利用室主任的职权,把自己排在第一个操作,让青年人少干些。他风趣地说:“放射性潜伏期要几十年,我们老同志多受点影响不大,等到发作时,我们也早见马克思了。” 而他一上操作台,常一干就是几十分钟,把几个人的工作都承担起来。

 

虽然他在工作上像拼命三郎,特别急,但在某些地方(试验分析,写总结、报告、学术论文),却又特别慢。

 

他对待工作事无大小,真是细而又细;而在个人生活上,他却粗而又粗。工作一忙,他就什么都忘了。

 

人们该怎样评价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呢?透过这些性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钱绍钧是一个忘我工作、无畏的坚强战士啊!

 

 

1983年工资调级时,研究所根据他的技术水平和贡献,准备给他升两级。这个消息让他知道了,他接连找到所里的几位领导,坚决要求把他的名额让给其他同志。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他抢着干,再苦再累无怨言;一遇到荣誉、照顾、表扬,他就坐不住,总是想法推掉。

 

有人查阅过,这些年来,经他亲手完成的核试验技术总结报告共有20多万字,经他反复核实、推算、修改的科研题目档案,有90多份,达100万字,取得了40多项科技成果奖。他所领导的研究室,是先进集体,仅1980年至1983年之间,就取得各种等级的科技成果奖40多项。在他看来,核电的光明走进寻常百姓家是核技术军转民的重头戏。目前,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核电体系;核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为国家每年增产粮食40亿公斤;核技术应用于医学也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现在全国每年接受核医学技术治疗的病人达400万人次。

 

钱绍钧结婚40多年,两地分居了21年。他爱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承担家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要求照顾。几十年中,每年探亲时,他总是利用这个机会去开会,跑协作单位,联系业务工作。

 

人们说,他心中有两杆秤:一杆秤是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他总感到太少、太轻;一杆秤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关怀和待遇,他总觉得太多、太重。

 

多年来,他甘作无名英雄,但他的模范行为,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多次立功受奖,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进标兵,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12月26日,中央军委授予钱绍钧同志“国防科技工作模范”的荣誉称号。

 

钱绍钧同志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了一部伟大的著作——新型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

 

注:本文在《“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记某实验基地副研究员钱绍钧》(文/宋光明,刊于《光明日报》1984年3月27日第2版)和《蘑菇云下的回忆——访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钱绍钧》(文/海韵,刊于《科技潮》1998年第3期)两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标题为编者所拟。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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