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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放歌】樊锦诗:敦煌的女儿,青春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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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总裁班    http://beida.22edu.com/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11日

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樊锦诗,女,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汉族,中共党员。1958年9月至1963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获考古学学士学位。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1963年毕业后即奔赴祖国西部,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75年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4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担任副院长。1998年4月至今,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9年,受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敦煌市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甘肃省第九次、十次党代会代表。

 

1985年,荣获“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银质奖章;1986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1年,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2年,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4年,入围“感动中国”20大候选人,同年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5年,荣获国务院“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8年,入围“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2009年,入围“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和“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2008年,樊锦诗校友被评为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之一。

 

 

二月末三月初的北京,已经可以感受到春天来临的脚步。时值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我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的“大学夹道”胡同边见到了樊锦诗校友。当我乘坐的出租车抵达她下榻的宾馆时,发现她已经微笑着等候在门外。她就像要迎接久别而归的亲人一样,笑容可掬地看着我离她越来越近,显得非常高兴。她带给了我一种震撼——身材瘦小,却步伐坚定;普通话发音并不标准,说话却铿锵有力;年届高龄,却总是洋溢着青春的微笑。她,就是我要采访的“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之一樊锦诗女士!呆站许久,我才回过神来,同她握手——这就是我们久闻其名,用她47年的青春扎根戈壁大漠,献身于祖国和人民事业的樊锦诗校友!她已近72岁高龄,可仍旧精神矍铄,四处奔忙——为了敦煌,更为了她心中的这个国家。

 

“来,你看这,你看……”她一只手指着前方,一只手拉着我的衣角,朝向前方,边走边说,“这个胡同叫‘大学夹道’,肯定是和大学有什么关系。”我看到了,红色的标牌上写着“大学夹道”四个字,一点儿也不显眼。如果没有人专门提醒,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路人,或许都无法感受到它的存在。少许,她顿了顿,踮着脚,抬起头,视线越过旁边的城墙,右手指向另一边,接着说:“北大红楼在那儿,你看这些小道、砖墙,搞不好就跟北京大学有关系!” 就在这时,旁边有人插话道:“这位老太太每年的这个时间都会到这里来落脚……平常有时候也过来……”樊锦诗校友抿着嘴笑了一下,说道:“没什么特别的,我每次来北京都到这里来,主要是离国家文物局比较近,办事也方便一点嘛。”说完,她又指向另一边:“你看那边,那儿曾经也是北京大学的地方……”如数家珍一样,樊锦诗校友一边介绍一边带着我走向她下榻的地方。

 

心怀感恩 走进北大

 

樊锦诗校友1938年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是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历史时期。战乱的时代给了她觉悟的意识。小时候,她与伙伴们一起玩纸片,纸片上面印着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文天祥等极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尽管那时的她和她的同龄人并不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还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国家?国家!这两个字,在她们心里的分量,不用多讲……

 

抗战胜利时,她已经上了小学。除了在学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外,她看见大人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欢腾,自己也深受感染,觉得心里非常高兴——我们胜利了!国家胜利了!当她上中学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那时,大人们都非常振奋,积极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中去。在这火热的建设浪潮中,她成了新中国青少年中的一员。新中国的成立给了樊锦诗一个全新的生活理想。

 

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身体就不太好,经常得病。出生不久,她就得了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得了这个病,基本就没有生存的希望。幸运的是,在协和医院,她获得了家庭成员的供血,从而活了下来。尽管如此,这种疾病还是导致了她的腿脚不如其他人那么灵便。她说,她很庆幸自己能够活到现在,一直感到很庆幸。父母把她从小拉扯大,很不容易。上学以后,她还经常晕倒。有一次,上课铃声刚响不久,她就晕倒在地,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去进行救治。“还好是在教室,要不然,一切都晚了!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我了。”如此的身体状况,处于那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年代,还能够接受在当时看来非常好的教育,特别是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樊锦诗深刻地感觉到是国家培养了她,自己长大以后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

 

她小时候,不太爱说话。不了解她的人认为她很不活泼,很不活跃。实际上,她有着一颗火热的心和对理想的坚定追求。她从小就热爱美术,喜欢去看博物馆。她在上海就读高中时,学校非常重视基础教育。没有文理分科,高中毕业前,大家所学的知识都是一样的。学生们对高考也不是特别关注。像将来要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这样的问题,似乎并没有深入到她们的高中生活。直到考试临近,同学们才想着自己要考什么样的大学。对她而言,这也是人生中面临的第一个进行选择和决断的机会。她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在不断地说服自己放弃了化工、生物、医学、外语专业后,毅然选择了历史。然后就是选择学校。当时,每个同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和意愿,在高考前填写九个志愿。她总共填了三个,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都是填写的北京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都认为老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很多同学在考试时都会首先填写师范院校,将当一名人民教师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可她是在高中老师的一再要求下才在第三志愿填写了华东师范大学。尽管那时的同学们并不是一听说北京大学就觉得有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感觉,但是,在同学们的心中还是觉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报考大学时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有着光辉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北京大学有着全国最好的学习环境,北京大学有着全国最强大的师资力量……从各个角度来讲,北京大学都是樊锦诗最美好的梦想,她没有理由不选择北京大学。

 

就这样,她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抉择。高考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才向父亲说了报考北京大学的事情。她的父亲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对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了解。父亲听说她选择了北京大学之后,非常高兴。与此同时,她的父亲也担心她瘦弱的身体能否适应独自在北京大学学习。

 

五载春秋 品格铸就

 

樊锦诗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考古专业。回忆起在北京大学的岁月,她一直觉得北京大学有很好的爱国传统和很自由的学术氛围。除了学习考古专业的知识以外,她也去听别的课程,比如美术。尽管那时的北京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拥有极为丰富的课外活动资源,但她们还是可以去听一些讲座。她清楚地记得北京大学曾邀请当时的全国最佳男演员崔嵬来为同学们做演讲。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是我国第一部在银幕上塑造北大荒人光辉形象的故事片,被评为建国十周年优秀影片,崔嵬的到来也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轰动。诸如此类的讲座还有不少,正是在北京大学这样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樊锦诗更加坚定了一心为国的理想。

 

北京大学的老师,是樊锦诗最难以忘怀的。她说,老师们都很平易近人,是同学们的良师益友。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老师经常带同学们到校外单位去实习。在实习的过程中,老师对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要求很高,同学们要认认真真地对待实习期间接触到的工作,要与实习单位中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员工,乃至当地的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在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时,她就曾因为身体不适提前回校,但其原计划在实习期间完成的所有工作需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北大的老师对我们要求如此严格,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樊锦诗很认真地说。同时,老师对同学们的生活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同学们平时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老师们与合作单位领导人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时,也经常将学生带在身边,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多地学习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同时也为课本上的知识找到了一个实证的平台,并开阔了眼界。在她看来,北京大学给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独立地进行思考。一个人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大胆地设想,严谨地求证,谨慎而有力地行动。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大城市生活过,又在一流的大学里面学习,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任何事情都要去问为什么,既不能够人云亦云,也不能够好高骛远。人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书本知识要学习好,要有丰富的经历,还要有很高的悟性。在北京大学学习,就是一个让自己不断地接受熏陶的过程,也是一个让自己的人生不断完善的过程。

 

未名湖的湖面一如既往地平静,浸润着一个又一个北大人的梦想与期待。一个人如果能够成长在未名湖边,又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那么,她的内心又怎能不像未名湖的湖面一样平静呢?樊锦诗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她说:“《礼记·大学》里有这么一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到锻炼的过程,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需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遇事先要静下来谨慎而正确地思考。然后是大胆地行动,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想着怎么去投机取巧,要集中精力在学业和事业上下工夫。一个会钻营的人是可以获得好处的,但他永远也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学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于工作需要,樊锦诗少不了要同社会各界名流及媒体打交道,并因此受到“热捧”。不过,她自己却能够泰然处之。在她那里,名和利全都是虚的,只有事业,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才是实实在在的。曾经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问她是不是要给自己树碑立传时,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只是一笑了之。从此,她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没有敦煌,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光芒万丈,我跟着沾了一点光。所有的荣誉都属于敦煌,我只是敦煌研究院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如果没有国家对敦煌的重视,对文物事业的重视,哪里来的荣誉?所以,面对这些荣誉,一方面我很高兴,为敦煌人民和国家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也有那么一点‘受罪’的感觉,但我还是很希望过那种幽静闲适的田园生活的。”

 

在北京大学,她结识了为她的事业作出巨大牺牲的丈夫彭金章先生。他们本是同窗好友。经过大学期间多年的相互交往和感情积累,他们互相都将另一方刻在了自己的内心。回忆起那一段美好的恋爱时光,樊锦诗禁不住笑了起来。她说:“当时,我的性格有些大大咧咧的,我们家老彭老是说我‘马大哈’。其实,家里人也觉得我是那种比较独立的女孩子,不善于细想,不善于算计。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是这种性格,或许我就不会去敦煌。”她接着说,“毕业那会儿觉得,两个人也并不是那种谁离了谁就过不下去的感觉……暂时的分开也是一段令我们很有感触的感情经历……后来我们就定了亲,结了婚。”樊锦诗将这段历经考验的恋爱经历说得很平淡,但是,谈到她少有的休假回家时,她却用了“还债”两个字。是的,她为了敦煌,为了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被誉为“人民英模”、“敦煌守望者”、“一只寂寞而美丽的飞天”、“陇原之星”、“敦煌的女儿”,等等。对于家人,她觉得自己亏欠太多,她在努力地用有限生命中的有限时间去弥补。时光如梭,岁月如流。樊锦诗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她略带伤感地说:“我一直说我是在欠债,我这一辈子有还不完的债,对家庭,我总是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人生路口 结缘敦煌

 

樊锦诗大学期间曾看过一些美妙的敦煌壁画临摹品,又在《祁连山下》的文章中认识了一位让她今生难忘的大师级人物: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常书鸿先生。常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编辑的《敦煌图录》画册后,被敦煌艺术的美深深折服,为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文化艺术宝库感到震撼。于是,他放弃了教授职衔和大城市的便利生活,走进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恶劣,资金来源极其贫乏的敦煌,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对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前,相关的领导部门曾一度被撤销,妻子离他而去,常书鸿先生仍然矢志不移地以敦煌艺术的保护与研究为己任,奠定了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临摹的基础。大学四年级时,樊锦诗和其他几位考古专业的北京大学同学在宿白先生的带领下来到敦煌实习,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显得很兴奋。尽管也曾耳闻大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但是,当她真正来到这里时,现实还是让她吃惊不已。遍地是苍凉的黄沙,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和研究工具都是“土制品”。到处是黄土飞扬,人烟稀少,真是个“不毛之地”啊!一种强烈的寂寞和荒凉感犹如一股强电瞬间从她脚底踩过的黄沙,穿过脚心,直抵心脏。简陋的设施、恶劣的气候条件、瘦弱的身体,都是对她的挑战。但是,她并没有被吓倒,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理想。

 

毕业时,樊锦诗和其他许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礼堂里聆听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家和人民号召广大青年大学生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社会基层去工作的报告。总理的讲话让她激动不已。此时此刻,她的内心想法与国家的需要完整地契合在了一起:“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们作为青年中坚,应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基层工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好好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毕业分配时,她和同专业的同学们刚开始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工作,甚至都没有向老师打听过这件事情。但他们知道,考古专业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中,并没有敦煌。直到后来接近发布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时,她们才听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来到北京大学,恳请分配一些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去那里工作。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毕业前夕的一个晚上,老师在教室里宣布了毕业分配的结果,去敦煌工作的毕业分配名单里有她的名字。她没有犹豫,像在人民大会堂响应总理的号召一样,当场向老师表示接受学校的分配和安排。由于她实习期间因身体原因提前返回学校的经历,她的父亲知道她要去敦煌工作后,为她担心不已。借她毕业前回上海看望家人的机会,她的父亲草拟了一封信让她带回学校后交给老师,试图让学校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重新做出工作分配方案。不过,北京大学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一封信,因为樊锦诗将父亲写给老师的信悄悄地扣了下来……她想到小时候自己因病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活到现在,感到很庆幸。她说:“我不仅活着,国家还培养了我,使我能够在北京大学学习,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如果她向学校提出不去敦煌的要求并得到学校的同意,学校就必须安排另一位同学去敦煌工作,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光彩。同时,她也觉得做人做事要光明正大,既然已经答应服从分配,那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要求北京大学将四位考古专业毕业生全部分配到敦煌去工作,学校考虑到每年还会陆续有考古专业的学生毕业,婉拒了这个要求,只同意安排其中的两位,并向去敦煌工作的同学口头承诺三年以后可以调回。

 

大学毕业后,樊锦诗是考古专业毕业生中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在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同窗好友,以及约定三年之后重逢的未来丈夫之后,她回到上海,再次探望了家人,之后就直接赶赴敦煌。她一路从上海坐火车到柳园,再坐汽车到敦煌,到了敦煌还需要在路边挥手拦路过的汽车,坐半个小时之后才到达莫高窟。再次来到敦煌,她已经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感到寂寞和荒凉。单位领导特意为每一位大学生分了一间土房子用作办公室,原来的一切土制生活用具和工作用品已经有一部分换成了木制品:木制的办公桌、木制的床。食堂的伙食尽管还赶不上在学校读书时最差的那段岁月,但已经比实习期间要好很多……看到这些变化,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她们的到来受到了单位的重视,这也是国家对于青年大学生的重视。自此以后,每当她的心中出现留下来还是离开的想法时,她就会想起这些变化。一旦想起这些变化,她留下来的想法就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立场也更加坚定,直至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敦煌的女儿”,丈夫也跟随她迁居敦煌。

 

近五十载 不忘初心

 

到敦煌工作以后,樊锦诗在一股强大的心系祖国的精神力量的支配下,从基层做起。她想起了军工专家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了吴运铎一个全新的生活理想;新中国建设的浪潮给了樊锦诗一个报效国家的契机。还有激发人生斗志的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鞭策着一代青年奔赴祖国大西北作贡献的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这一切,时不时地在樊锦诗的心中泛起一阵阵的涟漪,督促着她,鼓励着她。

 

1964年,她被安排到甘肃各地基层去做宣传工作,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山丹县,她一待就是八九个月。吃的是跟水泥差不多颜色的青稞面,吃少了吃不饱,吃多了肚子胀。后来,她遇到了和她一样奔赴西部建设祖国的老乡,就经常跑到老乡那里去玩,纯朴的老乡也顾不上“违反纪律”的风险,给她“粗粮细做”,用青稞面做成面条,加上黑乎乎的馒头——她觉得这简直跟香饽饽一样好吃!后来回到敦煌,她在强烈的对比下发现,敦煌的条件真的已经很好了!此时,她还是心存两种想法:一种是甘肃这么穷,赶紧离开吧;另一种是这么穷的地方,不就是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地方吗?她又想起了毕业前夕周总理的嘱托。这样的地方,要靠谁呢?当然要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作出贡献,改变现状,使它得到发展。这样一想,樊锦诗又觉得内心深受鼓舞。

 

后来,她被安排到敦煌以外的地方去支教,每到一个地方,她的心灵就受到一次强烈的触动。她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汗流浃背。一路上,她还得手握着一根木棒,或者捡一块石块攥在手里,以驱赶时不时不知从哪里蹿蹦出来的村民家喂养的狗。同时,本来就身材瘦小的她,也可以利用手握的木棒和攥着的石块当做“武器”给自己继续前行壮胆。她所到之处,质朴的村民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也不像城里人那样会用书本中的文字去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和对周遭事物的看法。但是,樊锦诗知道,他们都饱受生活之苦,他们也懂得生活之美,他们有着最纯朴的感情,并用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时候,单位领导组织开会,凡是支教的大学生们都拿出纸和笔来做记录,而当地百姓却“傻乎乎”地坐在那儿听,一动也不动。散了会以后,领导要求大家重述会议上讲的内容。她发现,大学生们记录的内容很多,但将内容完整地表述出来却很困难,而当地百姓却能够很流利地用当地的语言准确完整地梳理后予以再现,令她惊叹不已。她说:“西部的发展,除了艰苦的自然条件需要克服以外,西部人民自我观念的转变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要转变观念,就要抓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到西部以后,刚开始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应……西部的老百姓不习惯于用‘我们需要人才’,‘我们欢迎大学生来这里作贡献’之类的话来表达他们对于人才的渴求。不过,这没有关系。他们有自己的感情,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有对善恶的清晰认识。比如,大学生来到这里支教,让当地老百姓的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也能够和我们这些人一样上更好的大学,百姓们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他们内心里懂得这一点。”在支教的那段岁月中,樊锦诗不仅需要深入百姓的家中,了解当地孩子们的普遍教育状况,而且要亲自为孩子们补习功课。当她给学生上课时,家长就给她沏茶倒水,然后面带微笑地坐在旁边,或者干脆跟着孩子一块向她学习识字和算术。她看得出百姓们对于知识的尊重和敬畏,对于她这样的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的羡慕。这一幕幕的情景,时不时地在她的心里翻滚着,也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脑海里。就这样,她要在敦煌留下来的信念一天比一天坚定。

 

刚到敦煌工作不久,樊锦诗很快就发现了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的距离,于是从头开始学习实践中的考古业务。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樊锦诗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同时也偏爱艺术。樊锦诗小时候也经常去博物馆、美术馆参观。大学期间,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她最喜欢的课程之一。除了对常书鸿先生的事迹十分了解外,她还对段文杰、史苇湘这些敦煌艺术和文物研究专家们非常熟悉。在敦煌,有一线的艺术工作者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也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和教授。从到敦煌开始工作的那一天起,她就开始逐步地了解文物保护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比如壁画坏了或者翘起来了,要给它打针。有些修护过的文物,经过一段时间的风蚀,还会继续损坏,她就向专家们请教,怎样才能做到真正地保护。慢慢地,她明白了文物保护其实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有的要施工,有的要做化学分析,一些保护仪器的操作跟物理原理有关系。真正的文物保护需要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知识,除了考古发掘以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民族、历史乃至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和工具;除了临摹和描绘以外,还要多开动脑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甚至要和大家一起从事很多体力劳动。就这样,她从一个象牙塔里被人称为“天之骄子”却又有些懵懵懂懂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

 

1977年,樊锦诗开始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行业能手。除了要从事具体的考古业务外,樊锦诗需要与一定范围的基层员工、不同的上级部门、合作单位打交道,比如哪些事务是自己就可以做主的,哪些事务是需要经过请示和报告后才能够决定的,又有哪些事务是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协调跟进的,等等,不一而足。涉及与国外合作的项目时,她还需要同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沟通和对话。这个过程,既关系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关系到敦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根本利益。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扼腕叹息:“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一直印刻在樊锦诗的心中——作为敦煌文物的守护者,一点都马虎不得。她说:“你想啊,在和我们谈合作的时候,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么一说,你觉得他说的很对;那个领域的专家又那么一说,你觉得他说的又很对。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跟‘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样,要能够独立思考,要有决断力。”最终,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来自于一线员工、专家学者、合作单位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一致肯定。

 

1998年始,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刚开始担任院长时,她觉得多少有点不太适应。担任副手的时候,有问题还可以向时任院长段文杰先生请教,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可以由院长来做决定。如今,责任已经到了自己身上。“我担任院长之后才发现,担任副手和当院长完全是两种状态。比如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敦煌,而这些壁画正在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退化。保护得好一点,就能够保存得更久一些;否则,就会退化得更快。莫高窟有不同大小的洞窟,全都是用泥土、草类材质做成的。洞顶上是画,壁上也是画。怎么办?”她站起来,用手比划给我们看,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两个,一是要把物质的莫高窟尽可能完整地进行保护,让她的寿命更长;一个是要建立起一个信息的莫高窟,利用数字影像技术一个洞挨着一个洞地进行信息输入和存储,跟球幕电影一样,要求高保真,高清晰度,将莫高窟的文物资料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于是,她与另外25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实施建设的提案》。她没想到的是,这个提案受到了来自国务院、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回到甘肃,有人问她这个提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她说,现在是抓科技建设,立足科技,搞好保护,促进发展。现在,这个提案已经在樊锦诗及其带领下的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借着“拉内需,促增长”的东风,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包括“数字敦煌”、崖体保护、栈道改造、风沙保护、安全保护等系列工程。这将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工程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

 

樊锦诗经受住了人生中的一系列考验。她的成功,得益于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经历,却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国家!

 

依法保护 利国利民

 

谈到樊锦诗,谈到敦煌,就不得不谈到矗立在敦煌研究院的雕塑,名曰《青春》。雕塑中的女孩挎着背包,拿着草帽,整装待发。它塑造于20世纪60年代,其原型就是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直奔祖国大西北的樊锦诗。是的,樊锦诗是新中国建设浪潮中无数个无私奉献者中的代表人物,在漫漫人生路上,一个个建设者们本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信念奔向全国各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樊锦诗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每到一处,她几乎都要关注当地的文物保护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部分地区不顾文物保护,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她又开始忧虑经济建设新时期敦煌莫高窟的保护问题。足够的资金和合适的技术性保护措施只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而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如果能够将对敦煌的保护以某种形式确定下来,既能够做到长久保护,又能够做到开发利用,不因人员的变动而改变,那该多好啊!她发现,任何地方的文物保护受到破坏,都有其相应的经济根源。自此,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开始进入樊锦诗的视野:我国拥有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这是祖先为我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各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待于提高,保护的力度明显不够。如果能够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和谐共存,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樊锦诗想到了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条件下,唯有将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从法律上确立其地位,明确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树立全新的文物保护理念,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才能为摆正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提供有力的保障。她认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进行立法,我国于1985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且已经有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但这还不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专项法规来保证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专门保护。她积极主张制定以保护敦煌莫高窟为目的的专项法规,并发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摇钱树”的呼声。2002年底,甘肃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了甘肃省第一个专项文物保护条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樊锦诗期待已久的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敦煌莫高窟是宝中之宝,新条例将推动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加强。

 

樊锦诗并没有止步于此。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正立足于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和祖国西部的可持续发展,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目前,全国只有故宫、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晋祠等几个文物保护单位出台了专项法规,但是中国其他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物同样也需要专项立法保护。在她的心中,文物保护是一个永恒的提案。她坦言,我们应该通过文物,特别是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和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195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式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六字方针。2008年,由樊锦诗领衔的敦煌研究院秉持“人文奥运”的精神内涵,和中国美术馆在北京联合主办了“敦煌艺术展”,在保护、弘扬、传承祖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主题下,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为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奉献厚礼。北京奥运会火炬在甘肃省内的首站传递也是从敦煌出发。莫高窟作为甘肃省的名片、人类共同的珍贵艺术文化遗产,当之无愧地成为火炬在甘肃省传递的第一站,樊锦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甘肃省的第一棒火炬手。此外,“敦煌艺术展”还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广受赞誉。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展览的观众朋友赞不绝口。一旦步入展区,人们都流连忘返。当展览不得不结束时,很多观众都前往展览地点与多种多样的敦煌艺术展品和勤劳质朴的敦煌艺术守护者们依依惜别,各种各样的祝福声不绝于耳。随着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实施,人们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进行莫高窟内的实景漫游,并通过主题电影详尽地了解敦煌的历史、地理、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这将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途径。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全体同仁正在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确立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使莫高窟的保护管理工作走上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被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为了表彰樊锦诗校友在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有人曾赋诗一首:

 

七律·赞樊锦诗

赞叹敦煌异彩珍,狼烟四起泪花频。

樊篱难阻沙尘暴,妙手能回石窟春。

锦绣缤纷丝路杂,山河壮丽世风纯。

诗歌曲赋当书写,荒漠精心护宝人。

 

社会在进步,人类在发展。樊锦诗想起她刚毕业分配到敦煌时,她与她的未婚夫只能够通过写信的方式表达相互的爱慕之情。“刚开始的时候,写一封信就有好几页;后来,可以打电话了,写信的时候就是第一……第二……如今,信也不写了,有事就拿手机打电话,发短信,方便极了,这里面还可以看见人儿呢。”说到这里,她笑得很开心,像一位刚刚二十几岁的年青姑娘一样。现在已近72岁高龄的樊锦诗,依旧忙碌在为祖国建设事业建言献策的道路上。她感谢北京大学赋予她的一切,使她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具有广阔的视野。她坚信,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事业一定能够卓有成效,祖国繁荣富强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采访手记

 

2010年春节前夕,受北京大学团委委托,我开始联系采访樊锦诗校友。

 

在北京大学红楼旁的“大学夹道”附近见到樊锦诗校友,我们都很高兴。她在下榻的宾馆门口迎接我说:“欢迎你,我们还是校友呢!‘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10周年了,北京大学共青团也已经90周岁了,多不容易啊!”

 

当我看到樊锦诗校友下榻的宾馆时,我惊呆了:这哪像一个获得了如此多的荣誉的杰出人士下榻的宾馆?三把椅子、两张桌子、一台破旧的电视、一张大床,单薄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个顶灯、一个床头灯、一盏台灯全都开着,屋内还是显得十分昏暗。房间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连绵不断的汽车鸣笛声提醒着我,这里是北京的一个角落,正在接受我采访的人是一位对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

 

她是一位令人尊敬且成绩骄人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是一位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杰出校友!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关的报道已经十分细致和深入,这给本次采访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何才能够既反映出樊锦诗校友广为人知的工作业绩,又能够得到新的东西呢?我把采访的着眼点放在了“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和她对西部农村生活实际境况的亲身体验上,试图能够勾勒出她这一生,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和近五十年来在祖国大西北的荒漠地带勤勤恳恳地工作的心路历程。

 

樊锦诗校友一生清贫却成绩斐然。尽管她在祖国西部工作和生活期间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她不但没有退缩,而且迎难而上。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弱女子,而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能够担当大任的领导者。她用自己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她特别尊重年轻人,言谈举止之中总是透露出对青年的关怀和爱护。她扎根西部,却心怀天下。

 

樊锦诗校友不愧为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榜样!她高风亮节,把自己一生的热血和汗水挥洒在广袤的西部大地上,把人生的大爱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文物保护事业,守护着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艺术之梦!她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她用将近半个世纪的执著,亲身感受和体验着理想和信念的力量。她潜心学问,却又在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所有潜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艺术与管理的完美结合体,一个综合性高素质人才的典范!(文/北京大学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郑建云)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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