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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放歌】侯德彭:绽放南国的朱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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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总裁班    http://beida.22edu.com/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11日

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侯德彭:绽放南国的朱槿花

 

侯德彭,男,1932年7月生,江苏省泰州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52年至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

 

1938年至1944年,在江苏省泰州市大浦小学学习。1944年至1948年,在江苏省泰州中学学习。1948年至1950年,在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学习。1950年6月至9月,在北京中央团校接受培训。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室、翻译室工作,历任翻译室秘书组组长、资料室资料员。

 

1956年9月至1959年3月,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其间在山西劳动半年。1959年3月至1983年,在广西大学物理系和校部工作,著有《核共振理论》、《少体物理》等论文和著作多篇,先后译有《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等多达三百余万字的自然哲学、科普著作和科学专著,与他人合作引进翻译维纳所著经典著作《控制论》。后历任广西大学物理系副主任、广西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1983年至1990年,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后历任科委主任、宣传部部长、教委主任。1990年至1998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主任、政协副主席。1998年退休。

 

荣获1987年、1988年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老北大”三个字在许多人心中意味着令人感动的美好。这三个字所具有的独特的风采魅力,鞭策着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1956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侯德彭,对北大的精神特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自己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的理解。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坎坷岁月里,他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于1959年离开北京,来到了陌生的广西,从此在那里一扎根就是五十多年。即便遇到挫折打击,他也从未轻言放弃。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他始终携带着北大给予的基因。

 

燕园四载,挥斥方遒,是他毕生难忘的时光

 

已年近八旬的侯德彭老先生半倚在沙发上,左手缓缓地端起一个茶杯,茶杯是那种很朴素的白瓷质地,显眼之处是杯身上印着鲜红的“北大物理学院”字样和北大校徽。聊及这个茶杯,老先生开心地说:“是啊,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带有北大印记的。”在一片茶香氤氲里,侯老的思绪又回到了往昔的岁月……

 

侯德彭是江苏省泰州人,是泰州中学1944级学生,在那里他从初中读到高一,之后转学到了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上海解放后,侯德彭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亦即后来的共青团)的活动,并在1949年11月加入了青年团。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城市急需大量人才,而当时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文化基础好、思想单纯、年轻可靠的骨干,作为人才的储备进行教育培养。就这样,1950年高中毕业的侯德彭连文凭都还没有来得及拿,就作为优秀团员代表被上海静安区团委选派到中央团校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培训后,正准备南下参加土改工作的他,因学习期间能力出众、政治思想坚定,被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侯德彭最初在中宣部资料室负责信息收集整理工作,几个月后又调到斯大林全集翻译室,精通俄语的毛岸青也是该翻译室成员之一。当时每翻译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好几道流程,先由第一个人译,译完交由第二个人修改,改完后再传到第三个人手上进一步润色完善,最后再由翻译室主任曹宝华定稿。侯德彭刚进翻译室的时候,翻译过程中的每一稿形成以后都由他负责抄写。真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在侯德彭那里却成了弥足珍贵的锻炼机会。在抄写翻译稿的过程中,侯德彭非常注意留心比较每一稿之间的变动差异,以及不同表达背后的微妙之处,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水平也因此得以不断提升,用他的话说就是“学了不少东西”。年轻的侯德彭当时已经学过英语,加上对翻译的极大兴趣,他在工作之余就自行翻译了《巴甫洛夫的辩证唯物论》,并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刊物《科学通报》上发表。那时,他才18岁。

 

由于基础知识扎实,工作方面又好学肯干,侯德彭很快获得了组织的肯定和信任。因此,当1952年中直机关决定抽调一批干部进入大学学习时,他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侯德彭在高中时就很喜欢物理,也正是出于对物理学科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他选择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直秉承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就这样开始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初入燕园、朝气蓬勃的年轻人。20世纪50年代的燕园记忆,对侯德彭来说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次在大饭厅,马寅初校长对学生们做报告,讲他最近遭遇的一件事情,马校长说‘兄弟我’,那时候老校长常喜欢自称兄弟,很有江湖派头的感觉。他说:‘兄弟我最近有点气,为什么呢?’他说自己洗冷水澡身体很好,于是就写了一篇论文,叫做《论身体洗冷水澡的好处》,送到校报请他们登载,学报的编辑翦伯赞说这算是什么论文啊,这是个笑话,不是学术的问题,登这个东西就不伦不类了,算什么东西嘛,不行。”侯德彭停了停,接着说,“你是校长也不行。这就是北大的精神,它不崇拜权威,它有独立思考,能独立思考。”在老北大精彩纷呈的历史片段中,这或许是一个不常见诸史料的细节。然而作为见证过这个细节的老北大人,侯德彭却始终将这个段子留存在心底。这就是北大的传统,这就是北大应该有的精神,过去如斯,未来也仍将如斯。

 

母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给了侯德彭独立的思考能力。他认为,北大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于做一颗螺丝钉,对其他方面也要了解,要思想自由,发挥自主能动性,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主张“对事物不盲从,有质疑的权利,探索别的可能性”。

 

北大不仅给予侯德彭精神和心灵上的熏陶,而且还给他提供了宽广的实践舞台。在北大期间,他就已经非常活跃,并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那是一个精彩热闹的校园,学生们组成多种多样的社团,节目精彩纷呈。学生会宣传部当时不仅管理着诗社、音乐社、话剧社等社团,而且掌握着全校的广播台,下设稿件组、播音组等。每日清晨广播台播放《东方红》乐曲后,接着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之后播放校内新闻。这部分校内新闻有些来自同学们的投稿,也有些由宣传部长或干事撰写。那时,校方、老师、同学都很支持他们的工作。这群意气风发的学生的确也很大胆,写篇稿子全校广播,一点也不手颤。

 

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侯德彭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能力。他印象最深的活动,就是有一年国庆游行前,他带领着宣传部的同学们来到王府井,住在周边的小学里,一夜不睡觉,制造氢气,灌氢气球。其中制造氢气主要交由化学系的同学来做,而这也着实让那群年轻的学生学以致用了一番。当时的氢气球还没有悬挂标语的做法,侯德彭就率先发明了在氢气球下面挂上标语的做法。就这样,悬挂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标语的氢气球成了当年国庆游行庆祝活动中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此外,由于当时还没有花车,侯德彭就带领同学们制作北大红楼的模型,作为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标志。可以说,北大学生会的经历,让侯德彭无论在领导能力、组织能力还是在创新能力上,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几十年以后,侯德彭从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到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主任、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教委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他看来都离不开在北大学生会的锻炼。

 

除了负责学生会宣传部的日常工作,侯德彭还经常热心地组织同学们外出游玩实践,先后前往白洋淀、大连等地,为大家提供开阔视野的机会。而对于如何平衡好学习和学生工作两者之间的关系,侯德彭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别人玩,我就不玩,我要补课啊……别人有的去白洋淀,还有的谈恋爱,我都是在学习中。”就这样,虽然经常组织大家去玩,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在别人游玩放松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学校抓紧补课。

 

善于平衡工作和学习之间关系的侯德彭,不仅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学习上更是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当时北大的考试成绩中每门课最高分为五分,侯德彭除了热力学和体育是四分外,其他都是五分的最好成绩。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还被调到“546信箱”,成了第一班的学员,后来的“两弹之父”朱光亚就是当时的主要教师之一。“546信箱”看似不起眼,然而却是国家为培养原子核领域的人才,于1955年在中关村成立的保密单位,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前身。“546信箱”当时负责招收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相关学科的学生进行学习,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但主要还是北大的学生。在招收了几班学员后,“546信箱”从中关村搬回北大,成了北大技术物理系。

 

大学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尽管自己的课程已经很紧张,但侯德彭还是去听别的系的课,如金岳霖先生主讲的哲学,让年轻的侯德彭很感兴趣,听得如痴如醉。而且他还不光听一个系的课,很多系的课他都去听过,包括前副校长侯仁之开的地理课。老校长的风采,让他至今难忘。泛舟学海,醉卧书山,永远是北大校园中最美的风景。

 

普希金曾说,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北大度过,此去经年,想起母校,又有谁能不动情?

 

有许多花儿开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在北大毕业后,侯德彭又回到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在那里,他接替了何祚庥的工作,当时的同事还有龚育之等人,科学处的领导则是于光远。当时的科学处规模很小,处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始终发扬着科学的作风,工作氛围非常活跃,而这些人也在日后各自的工作研究领域中成为佼佼者。

 

正当每个人都干劲十足的时候,“反右”运动的阴霾降临了。由于科学处宽松的工作氛围,加上自身耿直、豪爽的性格特点,侯德彭因为一些言论被划成了右派。据以将他划成右派的言论,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他自己对此也从未动摇过。他当时坚持认为:中国不要完全跟着苏联走,中国有自己的情况,应该走有自己特色的路;科学有自己的规律,不要有太多人为干涉。在当时日趋紧张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能说出这样的话并坚持这些观点,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不是处在那个时代之外的人所能想象的。联系到侯德彭在北大听马寅初校长做报告的情形,以及他自己对民主、科学的信念,便会发现,这就是真正的侯德彭,一个纯粹的北大人。他证明了真理是时间的孩子,而不是权威的孩子。

 

被划成右派后,侯德彭被下放到了广西,命运就是这样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但也是他日后辉煌的起点。

 

广西地处西南,地形复杂,长期封闭,在历史上相对落后于其他地区。1950年,广西解放。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但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局面,百废待兴。广西,对于侯德彭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来了,伴随着前途未卜的忐忑。

 

侯德彭被调到了位于南宁的广西大学,但由于右派身份,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在校园的建设工地上负责量土方,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与他心爱的物理研究似乎渐行渐远,他自己更是仿佛被遗忘在了那片工地上。那段时期的侯德彭,也渐渐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然而真正有血气的人,既不曲意求人重视,又不怕忍受忽视。

 

机会终于降临了。广西大学由于缺教师,开始到处寻找能胜任教师职位的人才。侯德彭毕业于著名的北大物理系,又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自然是很适合的人选。就这样,侯德彭开始走上了讲台。

 

侯德彭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在三尺讲台上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他最开始是给化学系上普通物理课,一炮就打响了。用侯德彭的话说,正是由于北大严谨的学科训练,让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在广西大学,物理专业的所有课程他都能教。很快,侯德彭讲课讲得好在全校出了名,他课堂上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教室里坐不下了,有的人甚至就站在窗外旁听。

 

尽管已经获得上台授课的机会,但是右派的身份问题仍严重困扰着他。初到广西时,因为右派的身份,侯德彭和所有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后来才慢慢恢复。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生活打败;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然后才战胜生活。侯德彭无疑是一个战胜生活的人。被问及当时是否因右派身份而感到沮丧时,侯德彭说:“我并不承认自己失败啊,不然我哪还有精神去教书啊。”那时候,侯德彭坚持白天上课,晚上翻译外文著作。“因为没有文件、没有材料、没有杂志可以看,我只能到图书馆去找。”就连当时翻译的著作也都没有原书,都是他的同学提供给他的一页页英文纸张,可他就是这么拼命、这么执著地坚持着。

 

他的夫人还描绘了当时的一个情景。侯德彭刚到广西大学的时候,由于是被下放,因此也没有太多其他念头,就只专心地做教学研究。当时他白天上课,晚上就利用睡觉时间做翻译。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大儿子出世后一家人还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天晚上,侯德彭做翻译时,为了不影响妻儿睡觉,就拿个大裤衩围在灯泡周围,做成一个灯罩。结果半夜妻子闻到一股焦味而醒来,一看发现裤衩都被烤焦了。

 

刘心武说过,理想不是一只细瓷碗,破碎了不能够补;理想是朵花,凋落了可以重新开放。侯德彭的理想是在物理学方面做科学研究,但时代和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他的理想曾经看起来那么遥不可及。即便如此,侯德彭也从未放弃。命运将牌发到人们手中,是好是坏都只能接受,但决定如何出牌的却是我们自己。在那一家人挤在一起的小屋子里,在那没有人看到的角落,侯德彭的理想之花开始静静地绽放。

 

从物理系主任到大学校长

 

侯德彭长期的坚持与执著获得了回报。拨乱反正以后,他脱掉右派帽子,重新受到重视。1978年,科研教学工作突出的他成了物理系的副主任。在当年的庐山物理学大会上,他碰到自己的老师同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物理学前沿的发展状况。会后,侯德彭把这些同学一个个地请到广西大学做报告,他自己也亲自上台讲。就这样,广西大学物理系慢慢培养了一支队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教授。此外,他还和原子能所的同志一起成立核物理数据组,带领大家做核数据整理,开创了广西的原子核数据研究工作。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广西大学理论物理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开始小有名气。此外,侯德彭在广西大学物理系又率先开展了中子共振理论和少体物理方面的研究,率先获得了理论物理硕士学位授予权。

 

侯德彭此时已经是物理系主任,1980年,他又被任命为副校长。对于从物理系主任到升职为副校长,侯德彭笑谈当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当上了。那时候,侯德彭还是住在他爱人的单位宿舍里。有一天,学校的党委书记来找他,这让侯德彭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党委书记掏出了关于上级任命的一纸文件,说他已经被任命为广西大学副校长。侯德彭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当上副校长后,侯德彭并没有要求大房子,工资也没有加。这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大展拳脚的好机会。

 

作为副校长,侯德彭开始积极主动地和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开展交流。然而在当时,我国还没有真正做到改革开放,许多人对国外的事物还持有保守、警惕的态度。对于侯德彭的做法,个别校领导免不了担心忧虑,说那是美帝国主义,不能随便来。侯德彭则坚持自己对时代发展方向的判断,认为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国外大学也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改革一定不能有成见。侯德彭克服困难,坚持打开了国际合作的窗口。在他的主持安排下,国外的大学开始来到广西大学访问。在和国外交流的过程中,双方还达成交换学生的一致意见。就这样,广西大学逐步打开了一条向外国输送学生的通道,国外的留学生也有机会来到广西大学学习与生活。广西大学率先在国际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侯德彭对外重视国际合作,对内则力倡教学改革,如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选择老师等。他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吸引学生来听课,就应该引进竞争机制。以普通物理课为例,可以让三四个老师同时开课,这样学生们就多了一份选择,愿意来听某位老师的课就来,不愿意来也可以选其他老师的课。他认为学生上课就像看病一样,不找这位老师找那位老师,说明后者比较在行,课讲得好。然而这个旨在增加学生自主选择性、促进竞争、提升教学质量的改革,实行了没多久就遭到部分教师的反对,因为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部分课堂出现生源不足的现象,一些老师对此一时还难以适应。尽管改革没能得到持续的推进,但侯德彭的做法还是在全校范围内引起了思考和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学改革向前发展。

 

侯德彭不仅在教学上积极倡导、推进改革,在校园管理上他也采取诸多有效措施,大力整顿校园秩序,开展建立学生宿舍规章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工作。科学的校园管理,创造了广西大学良好的学习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校园的学风建设。

 

侯德彭施展着他改革创新的才华抱负,广西大学的风气面貌因此大为改观,侯德彭赢得了更多的肯定和信任。担任副校长的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此时回头一看,1978年的时候,侯德彭还是物理系副主任,然而1980年起他就开始出任副校长,1982年又担任校长直至1986年,期间还兼任过校党委书记。

 

作为校领导,侯德彭始终坚持把学校的发展放在首位。然而当时广西的教育水平和其他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人才不足问题也成了制约广西大学发展的因素。北大物理系出身的侯德彭,深知学术交流之于高校发展、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于是,侯德彭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多次请到各个领域的知名人物前来讲学报告。其作为校长的殷殷苦心,因此可见一斑。

 

1985年,侯德彭通过在中山大学从事少体物理研究的一个同学,认识了美国的一名教授,三人决定发起举办一届少体物理国际会议。侯德彭多方协调运作,最终确定会议举办地为广西南宁,并亲自主持了该会议。参会者共一百多人,来自世界各地,许多青年学者通过此次会议交流,顺利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会议的成功也让广西一时间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会议结束之后,三人还主编了《少体物理:原理与应用》一书。由于在少体物理方面的成就,侯德彭于1993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侯德彭对于教育事业的钟情可谓始终不减。当他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岗位退休以后,坚持发挥余热,接受了出任南宁市邕江大学校长的邀请。邕江大学创办于1985年,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由南宁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办、广西教育厅管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广西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这种状况决定了广西的教育必须根据本地区的社会实际情况,结合学生、家长的需求,在建设好诸如广西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时,也要注重大中专院校的发展。邕江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侯德彭凭借多年的高校管理经验,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多方奔走,顺利为邕江大学筹措到多笔经费,崭新明亮的教学大楼也得以建成,改变了建校初期学校设施落后的局面,为学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宣传部部长的转身

 

侯德彭在广西大学所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他那种大刀阔斧、推陈出新的魄力正是当时改革开放背景下所急需的。1983年,与3年前他意外地获知自己担任副校长的情形差不多,他又意外地接到了上级的任命文件。不同寻常的是,这份任命来自中央,侯德彭这次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就这样,侯德彭到新的机关里上班了,他工作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区党委机关上来,广西大学的工作则更多地交给了副校长负责。

 

作为新任伊始的宣传部部长,侯德彭很好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也彰显了他无论是在高校管理,还是在党政工作上都十分出色的领导能力。然而,侯德彭渐渐体会到所从事的工作和过往工作的不同。在心底,侯德彭对教育事业始终情有独钟。因此,侯德彭决定辞去许多人眼中炙手可热的宣传部部长一职,主动要求前往教育部门工作。对于侯德彭的恳切请求,组织给予了同意的批复。

 

1986年,为与中央部门的架构保持一致,广西教委成立,侯德彭成为广西教委的第一任主任。从过去的宣传部部长转身变成教委主任,侯德彭主动选择了自己更为熟悉、更为热爱的教育事业,在那里他更加得心应手地施展才华。

 

侯德彭作为教委主任,对基层教育的投入极为重视。为了更加详尽地把握广西基层教育的发展情况,他常常下到很多偏远的乡村去做调查、提方案、做决策。其中单是危房改造问题,就花去了他许多的心血和精力,甚至连自己的身体健康都顾不上关心。1989年冬天,侯德彭被查出患有肺癌,为此他动了一个大手术,被切掉了一叶肺,身体十分虚弱。按照医生的吩咐,术后的侯德彭应该安心休养。1990年4月,柳州地区因遭遇风灾,很多学校的房子受损。获悉情况后,仍处于休养期的侯德彭立即带上有关干部驱车前往受灾乡镇地区,看望当地师生,并解决了校舍修缮经费问题。

 

广西来宾市的迁江中学创立于1937年,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所学校。1991年12月,迁江中学校长唐宏建带领学校行政领导多方征集乡民意见,决意兴建教学大楼。然而苦于资金奇缺,万般无奈之下,唐宏建写信给区教委主任侯德彭。侯德彭获悉后,大力支持,并拨了10万元专款给迁江中学。当地县领导也多方筹措,并号召社会捐助。最后经多方努力,共集资25.8万元。学校的第一栋教学楼得以破土动工,并于次年10月竣工使用,解决了18个班的教室问题。

 

一位好领导

 

纵观侯德彭的事业历程,从大学物理系主任到校长,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主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到自治区教委主任,再到区政协副主席,一路走来,他都位于领导岗位上。然而,侯德彭从没有领导的架子,更从未给自己和家人谋过任何私利,他有的永远是那些朴实耿直的话。

 

侯德彭的大儿子1980年考上北大的时候,侯德彭已经是广西大学的副校长了,仍然没有多少钱。儿子来回北京从不敢坐卧铺,都是坐硬座。再稍往后,尽管配备了汽车,但侯德彭从未用来私下接送过孩子。那时候送孩子去车站,都是孩子骑着单车出去,妻子坐公交车跟在后边。最后由妻子将孩子送走以后,再把单车骑回来。对于侯德彭的这种作风,他的妻子也一直很理解支持。她说这也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他们要告诉孩子,大家都是平等的,老百姓的孩子能这么去,你也能这样,没有什么特殊。1990年,他们的小儿子从清华毕业,孩子说他不想回广西。他说我回广西做出成绩了,人家说是爸爸的功劳,做得不好就会给爸爸丢脸。这样,身为领导的侯德彭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孩子提供任何特殊照顾。

 

作为领导,侯德彭始终保持着清廉的作风,他们一家也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1992年,侯德彭的小儿子跨越重洋去美国读书,家里也无法给他太多的帮助,只能靠他自己到餐厅打工赚钱。由于以前没有打过工,他多次被拒,后来别人再问他有无经验时,他就说有,结果刚一做工就露了馅。直到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才在一个餐馆里找到了兼职工作。记得儿子打电话回来时对妈妈说:“妈妈,我好苦啊……”而电话的这一端,心疼的母亲早已经泪眼蒙眬。对于孩子们,侯德彭总是很放心地交给妻子负责看管、教育,他自己鲜有时间过问。对于孩子们在异国他乡所受的苦,他只是说:“我没有钱,我处于那样的位置,也没有钱给他。”

 

作为丈夫和父亲,侯德彭似乎对妻子和孩子缺少惦记和爱护。然而作为领导,他对别人却永远是那么关心。在侯德彭担任广西大学领导的时候,有一个矿冶系的学生,英语特别好,想出国留学,并且外国大学也同意接收。然而,麻烦的是,这位学生的岳父属于“文革”时期的“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之一。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说那个学生有家庭背景问题,最好不要派出去。“但我看,这个并没有什么嘛,这个不能搞株连。”“我说是他家庭有问题,又不是他有问题,这有什么不行的。去,没问题!”就这样,侯德彭不顾外界的议论和压力,毅然支持他出国留学。最后,在侯德彭的支持帮助下,那位学生顺利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如今,他在美国已经事业有成。然而,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侯德彭对他的帮助。他深知没有侯德彭的包容和爱护,他是难以走出去的,更遑论取得今天的成就。

 

即便后来到了更高的领导岗位,侯德彭仍始终保持着他亲和的本色。他说:“作为领导,你还是一定要想到大家。领导不是我管你,不要那么想。”在担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他就非常关心部下的成长,对于他们的福利、升迁、家庭等,都给予很多关注。也正因此,尽管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十多年了,他的许多老部下、老同事还常常来看他。

 

侯德彭没有任何官架子,在他看来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并不因为各自的职业而有身份上的差异。侯德彭现在居住的小区里,一位年轻的保安对他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侯德彭作为老领导,没有丝毫的架子和官僚作风。相反,他平易近人,而且很健谈,他会和小区的保安聊他最近上网时看到的一些新闻、趣事,也会聊他最近比较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用那位保安的话说:“侯老很同情弱者。”

 

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侯德彭是也。

 

采访手记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侯德彭,说起北大母校时仍是那么动情。这位老北大人曾经遭受过挫折打击,那是一个时代的阴霾和辛酸。然而他携带着北大给予他的基因,顽强地生存下来,在遥远陌生的广西大地上执著地追求着,绽放出奔放热烈的理想之花。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常常带有时代变迁的缩影。命运发到每一个人手中的牌都不会相同,但如何珍惜手中的牌,打好每一张牌,则是人们可以掌控的。退休之后的侯德彭,如今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桥牌,并先后在首府桥牌名人赛以及其他桥牌邀请赛的老年组中多次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深谙桥牌之道的他,知道智慧远比运气重要。而在人生的牌局里,他也遭遇过挫折,陷于困境之中,但始终坚忍不弃,奋发向上,打出了一副好牌。

 

在美丽的南国有一种灌木树,名字叫木槿。木槿树其貌不扬,但它所开出的朱槿花却以其美丽动人而成为广西省会南宁市的市花,它象征着“凝聚、绽放、繁荣”的美好寓意。朱槿花怒放时花朵丰硕,重瓣中吐出一条条长长的金色雄蕊,在阳光下变幻着迷人的色彩,淡雅宜人的芳香散发在空气中。虽然木槿树有着如此婀娜多姿的朱槿花,但它并不娇贵,它有着坚韧的生命力。

 

唐代诗人李绅有诗曰:“瘴烟长暖无霜雪,槿艳繁花满树红。繁叹芳菲四时厌,不知开落有春风。”描写了木槿繁花满枝、红艳无比的动人景象,且四时开花不厌,它不因春风之来而开,也不以春风之去而凋。

 

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一位老北大人历经沧桑风雨,将自己的大部分人生都奉献给了这里的人民。他就如同南国的朱槿花,在这里绽放得恣意、烂漫。(文/北京大学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黄美涛)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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