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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放歌】张耀华:西域情,感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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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总裁班    http://beida.22edu.com/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11日

编者按:“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让北大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无法割舍的西部情。建国初期,北京大学就开始援建内蒙古大学,建立了“手拉手”协作关系,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与云南、内蒙签署了合作协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北京大学支援西部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宽广的平台。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发挥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动员全校各部门和院系形成合力,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支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回首历史,在心系西部、服务西部的道路上,北大人薪火相传、英才辈出。从人迹罕至的丛林大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到广袤无垠的内蒙古草原,都留下了北大人奉献的足迹。十几年来,北大已经有数百名毕业生到西部基层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为展示在西部工作的北大校友风采,北大新闻网与团委共同推出专题——“西部放歌”,辑取其中的部分位代表,记录他们在北大学习成长的心路历程、在西部辛勤工作的感人事迹,彰显北大人造福人民、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和不畏艰苦、扎根西部的奋斗精神。

 

张耀华,男,1936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溧水县,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至1962年,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曾任新疆卫生厅副厅长,现任新疆老年保健协会会长。

 

1943年至1950年,在江苏省溧水县中心小学学习。1950年至1954年在江苏省溧水县中学学习。

 

 

1954年至1957年在江苏省溧阳高中学习。1962年至1965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疫站任职。

 

1965年至1969年,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部秘书职务。1969年至1973年,在新疆兵团哈密管理处卫生科工作,1971年任卫生科副科长。1973年至1975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部防疫站任副站长。1975年至1983年,先后任石河子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石河子市卫生局副局长。1983年至1988年,任乌鲁木齐市卫生局副局长。1988年至1992年,任新疆卫生厅副厅长。1992年至1997年,任新疆计生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曾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健康教育专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五好干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生委“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获中国健康教育协会颁发的“健康教育30年金牛奖”,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校友工作者”。

 

出版过《医德教育工作手册》、《维护祖国统一读本》、《中老年保健实用手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读本》、《领导管理学》等著作。

 

一个在磨难中成长的少年,自小便怀着“想让人人都健康长寿”的美好信念学习医学。在时代的浪潮里,他炼过钢,修过水库,学过宇航医学,造过“人造肉”。

 

从江南一路北上求学,再从京城不远万里奔赴新疆,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他需要的不是赞歌,这仅仅是他对祖国一片拳拳之心的表达。

 

他在西部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面对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面对自己艰辛创办的事业,他说,我做的其实很少,我要做的还有很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生的意义在这里是如此美好和纯粹,归根结底,浓缩为四个字——兼济天下。

 

童年——艰苦中奋斗的岁月

劳动中的童年

 

张耀华三岁时,父亲不幸被日本人杀害。其后,由于母亲改嫁,便一直跟着舅父生活。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张耀华称:“几乎整个童年都是在学习与劳动的相伴中度过的。回想起那段岁月,最能概括的两个字便是‘艰苦’。”

 

七岁那年,张耀华进入溧水中心小学学习。由于家境不富裕,初中一年级就失学了。他在舅父家当学徒,打工维持生活,小小年纪就担负起给舅父家上下门板(那时候商店的门大多是由一块一块的木板拼成的)、带孩子、挑水、挑野菜的责任。

 

“每天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早上等大家都起床了,便把店铺的门板一块一块下下来。那个时候年纪小,个头不高,干起来可不轻松。”张耀华回忆道,“随后,还要打扫柜台、清扫店面和挑水。”说起挑水,张耀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秦淮河水离舅父家有两百多米,两个木桶装满水,一根扁担担起来,特别沉啊,只能把水打起来爬上二十多级台阶后,休息一会,然后一鼓作气地挑回家,一次要挑六担,将两个水缸装满才能完成任务。”晚饭后,还有一个工作等着张耀华去完成——擦灯罩。张耀华解释道:“那个时候用的大多是煤油灯,灯罩用一个晚上就会被熏黑,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房间熏黑的灯罩擦干净,好让灯照得更亮堂一些。”

 

1952年,张耀华插班上初中二年级。在忙碌的劳动中,他仍然像挤海绵一样挤出时间来看书学习。“我每天六点钟起床,这样在大家都起床之前,我还有一个小时能够用来看书。”在学校,张耀华是个听话、好学的好学生,会自觉地去消化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并积极与同学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到了晚上,张耀华总会抽出时间来自习。当然除了学习,张耀华也有一些其他爱好,譬如打篮球。“每到课外活动时间,便约上几个同学直奔篮球场。”曾经是溧水中学校篮球队一员的张耀华感叹道,“对运动的热爱从小就有,这也让我受益一生。”

 

艰苦求学路

 

就这样,在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的过程中,张耀华度过了自己艰苦而充实的童年。然而形势的变化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转折。初二那年,他的家乡开始进行“改造私营工商业运动”,舅父属于阶级成分偏高的“工商业兼地主”,财产被没收。这使得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为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张耀华选择报考中专。而谈到选择华东药学院附属南京药剂学校的初衷时,张耀华坦诚地说:“当时的想法其实很朴素,就是想让人人都健康长寿。”对于这一想法,张耀华表示并不是突发奇想:“这个想法从小学就开始萌芽,到了中学,就愈发强烈了。”

 

20世纪50年代的中专,是非常受欢迎的。张耀华回忆说,当时想要考取的那所中专的录取比例是14∶1。回想起自己的赴考经历,张耀华感叹道:“现在想来真是不容易,因为要在南京考试,我没钱买车票,便步行了整整60公里赶赴考场。”然而,这次考试张耀华却因为作文没把握好时间而以落榜告终。

 

回去之后,遭遇小小挫折的张耀华更加发奋读书,并于195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江苏省重点学校溧阳中学。在溧阳中学,张耀华加入了共青团,并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学习之余协助老师做一些工作。

 

回忆起当年高考的情景,张耀华表示,1955年至1956年形势都还比较平稳,那时的高考因为招生名额多,高中毕业生少,所以升学率是100%。然而随着高中毕业生逐年增加,到了1957年,升学率开始下降,不少毕业生因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那一年有大约30万高中毕业生,但是录取的人数只有10.7万人,加上政府保送工农兵直接上大学的比例偏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学不满意了,开始离开课堂上街游行。老师告诫张耀华不要跟这些同学一起去闹,要静下心来学习。作为学生干部的张耀华,还主动配合老师做这些学生的思想工作,劝他们回到课堂继续学习。

 

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学习的张耀华,在当年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一色的医学类院校,想去实现他的“让人们健康长寿”的梦想。“为什么选择医学?很简单啊,因为医学是我整个人生的目标和追求,我自始至终都这么认为。”

 

在高考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一段时间里,张耀华主动去溧水党校帮工,做一些诸如挑水打水、刻钢板、印校报、摇铃的杂活,好赚点钱补贴家用,顺便筹点路费,为上大学做点准备。张耀华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拿到北京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那天下午他正帮溧水党校打井水,表妹飞奔过来,一进党校大门看到他,便大声喊:“哥,录取通知书来了!”张耀华立刻把水桶扔在一边,把湿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了擦,颤抖着接过录取通知书。当他看到通知书上的“北京医学院”的字样时,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即便是时隔几十年后的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耀华都难掩兴奋的心情。

 

张耀华的狂喜并非没有缘由。对他而言,北京医学院是“神圣而高不可攀”的,他甚至没敢想过自己有一天能拿到这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无怪乎当表妹拿着通知书去找他的时候他会欣喜若狂。拿到通知书后,张耀华马上辞掉了党校的工作,带着几块钱的工资回到舅父家。

 

舅父一家也为张耀华高兴。可是,另外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去北京的火车票要16块5,可是生活本来就紧巴巴的一家人愣是拿不出这16块5给张耀华作为路费。眼看着开学时间临近,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时,张耀华想到了政府:“我想是不是可以寻求政府援助呢?”于是他立马开始写申请、打报告,交给街道办事处和文教局,由于知道大学可以申请助学金,所以仅向政府申请了16块5的车费。“只要能到了学校,就什么都好办了。”张耀华回忆道。溧水文教局十分同情张耀华,第二天他们就通知张耀华,组织讨论通过了他的申请,准备批给他20块钱,剩下的3块5,就留给他做零花钱。

 

得知这一好消息,张耀华欣喜若狂。拿到崭新的20块钱,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坐在火车上一路飞奔,跃过广阔的平原,到达他梦想中的学校。于是,在难以抑制的激动中,张耀华开始收拾行李。说是行李,其实也就是一口破箱子、几本书、几件换洗的旧衣服。他带着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和亲人的嘱托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车窗外江南的风景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北方宽广、一望无际的平原和高远的天空。“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看着窗外的风景,很是兴奋。”张耀华回忆道。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后,张耀华在北京老火车站下了车。在拥挤的人群当中,张耀华一眼望见写着“北京医学院”的接站牌,便提着自己的破箱子和简单的行李飞快地跑过去。张耀华在回忆时笑称:“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组织。”一辆中巴车载着他和另外六七个同学驶往学校。回忆起自己到学校的第一天,张耀华说:“最先去的不是宿舍,而是学校的食堂。”因为到学校时已是夜晚,食堂已过了吃饭时间没有吃的了,但好心的食堂师傅还是给他们几个同学做了鸡蛋挂面。“一天一夜没吃什么东西了,便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地吃完了整整一大碗鸡蛋挂面。”或许是漫长的旅途让他过于疲劳,或许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让他心情复杂,又或许是终于走入学校让他十分兴奋,总之当吃完挂面的那一刻,张耀华的心情可谓百味杂陈。至今回想起来,食堂师傅的和蔼可亲仍然让张耀华感动不已,而那碗鸡蛋挂面更是成为他终生难忘的美味。

 

北医岁月,激情燃烧的年代

初至北医

 

到学校时,张耀华已经身无分文。所以一进学校他就忙着写报告、申请,希望能获得助学金。很快,学校就给他批了甲等助学金,每个月16块5。那个时候每个月的饭票是12块5,还有4块是他的零花钱。

 

刚进大学,张耀华有些不太适应。现在回想起来,他说主要是学习的方式有所改变:高中是老师“手把手”地教,大学是“赶着教室”自己去学,从高中到大学是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的转变。大学的课程有大课有小课,大的班有200多人的,小的班小到只有16人。在学校里,张耀华结识了一些北京本地的学生。“他们介绍说第一学期应当好好游玩一下北京的名胜古迹,所以我的第一学期基本上算是旅游了。”同新结识的同学一道,张耀华带着刚来北京的兴奋与好奇游历了北京城的众多名胜古迹。“天安门、颐和园、故宫……能够去玩的地方,大家推荐的地方,都基本上玩遍了。”游玩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上也就自然稍有松懈。“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也就是凑合了,算是完成了任务吧。”

 

从第二学期开始,随着逐渐摸清大学的生活规律、适应了大学生活,张耀华便渐渐意识到不能继续第一学期的生活,学习开始渐渐步入正轨,并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学医要求是很严格的,你要搞懂每块肌肉是怎么分布的,每块骨头是怎么生长的,每根血管里的血液是怎么流动的。”此时的张耀华,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学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且我那个朴素的理想也总是让人产生不竭探索的动力”,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之中,张耀华在学习上很快赶了上来,专业学习在同学中已经步入中上等行列。

 

当问及在北医的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位教授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张耀华脱口而出:“叶恭绍教授和刘世杰老师啊,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叶恭绍教授是当时的儿童少年卫生教研组主任,同时也是他所在卫生系的系主任。这位对儿童少年卫生专业非常有研究的女教授,不仅其生动的讲课给张耀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影响了张耀华的事业选择。后来张耀华去新疆后,自己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调查,这显然是与叶教授的教导分不开的。而他后来跑了北疆几十个煤矿进行实地考察,学以致用地调查煤矿工人矽肺防治的状况便是与刘世杰老师的影响分不开的。张耀华说:“刘老师当时上劳动卫生课,提倡我们去实践,而不要空谈理论,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重要性。”

 

那些时代的痕迹

 

听着张耀华老先生的回忆,我们仿佛看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青春洋溢的年轻人,他们风华正茂,挥斥方遒;仿佛触摸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在一个老者的回忆中,丰富了对于一个时代的认识。说到大学的趣事,张耀华提起了当时自己所扮演的“棒打鸳鸯”角色。那还是个保守的时代,大学生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而作为班上团总支书记的张耀华自然就承担起协助老师做同学思想工作的任务。“如果发现同学中存在这样的事,我就会去跟这些同学谈心,鼓励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去。”

 

那时的食堂使用饭票,有的同学就会捡漏子,本该交两张饭票拿一个馒头,他们却只交一张。张耀华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些同学,告诉他们要注意道德品质,提升个人修养。

 

作为学生干部的张耀华总是这样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同学们都笑称他是“判官”。但这并不影响他和同学的感情,事实上在生活中,张耀华和绝大多数同学都非常要好。几十年后,有一次去北京开会,在北京的二十多个同学一起请他吃饭。他回到新疆,每年都会邀请同学们到新疆去做客以尽地主之谊。谈到这里,他不无伤感地说:“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很多同学见一面就少一面了。”

 

在校时,张耀华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劳动建设活动。他参与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还和同学们一道大炼钢铁和修建了北医的游泳池。谈起这件事,张耀华开心地说道:“这个泳池长100米、宽50米,学校当时雇用了外面的工人来修建,同时也鼓励在校学生义务参与劳动,我们就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运沙石和水泥。有时候外面请的工人去砌大石板,我们就在一旁递水泥。经过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游泳池终于修建完毕。以后一到夏天,我就常常去游泳,在这个我们亲手建起来的泳池游泳,感觉特别骄傲!”

 

转眼到了1960年,学校准备建立一些全新的专业,例如宇航医学,这在当时是十分尖端的前沿专业。没有师资力量,学校就准备自己培养,派学生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习。当时北京医学院和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共派出20人参加选拔。最后张耀华和同校另外5个同学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从而有机会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宇航医学。

 

1961年,国家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导致这一项目无奈下马,张耀华和另外几个同学又回到北京医学院。回到学校的张耀华并没能立刻开始上课,而是被安排去研究一种“人造肉”,来解决自然灾害期间人们的营养问题。所谓“人造肉”,张耀华解释说,就是把一种食用菌种种植到菜汤上结成的蛋白。当时国家缺粮少肉,食堂就用这种人造肉来熬汤,补充师生的营养。

 

张耀华正式复课时已是大学第五年的开头。落下了两个多月专业课的他,赶紧马不停蹄地补课。“那个时候正值我们去生产实习,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比较多,我就经常去问老师,请教同学,看书,渐渐也把落下的课程补了上来。”最终张耀华以接近满分的优秀成绩顺利毕业,并于1961年9月光荣地成为班上第一个共产党员。

 

回想起在北京医学院学习的日子,张耀华深有感触地说:“北医严谨的治学作风是我的最大收获。”他说这样的作风让北医的同学在各自的单位上都走在了前面。他们学业基础扎实,品格优良。母校的教育让他们明白了如何做人、做学问,如何去为患者服务、为祖国服务。“母校号召我们要为祖国服务50年,”他说,“还教会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退缩。这些都是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

 

扎根西部,不悔的抉择

感恩之心系边疆

 

1962年夏天,张耀华即将毕业。当时是组织分配工作,他便主动向组织表态自愿去祖国最困难、最需要人的地方。他说在他看来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是西藏、内蒙古和新疆,而那一年北医没有分配去西藏的名额,他就申请去新疆。

 

为什么要去新疆?张耀华很真诚地说了两个字:感恩。张耀华初中便受到国家照顾;高中时国家免掉了他全部的学费、食宿费;大学时是国家给他钱让他去北京念书;也正是国家给的助学金让他能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对于这一切,张耀华铭记在心。“人要学会知恩图报,没有党和国家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此外,国家对于支援西部的学子的重视也给了张耀华以极大的鼓励。大学期间,张耀华有幸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报告。那天过后,“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便成了张耀华的人生格言。

 

“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张耀华对于自己的决定,从来没有一丝悔意。“祖国圆了我的梦,我也要去帮祖国圆梦。”

 

去新疆工作之前,国家发给张耀华一笔路费,于是他特意回了一趟舅父家并探望了改嫁在江西离别16年的母亲及弟妹。整个大学期间他只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回家,没钱啊,16块5的火车票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告别了母亲、舅父及其他亲戚,张耀华踏上了去新疆的旅途。

 

将青春播洒在这片土地上

 

1962年的新疆还十分落后。张耀华住的是小平房,吃的是大食堂。一个南方人,从温润舒适的江南到气候干燥的北方,再到荒凉的西部,对于气候的变化,恐怕是最不容易适应的。张耀华对新疆的冬天记忆犹新:寒冷的冬天,常常是大雪漫天,远山近景全都被白茫茫的大雪所覆盖,天地之间,浑然一片,真是“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为了御寒,张耀华学着当地人穿起了“毡筒”(一种用毡做的靴子),如何穿着它走路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的张耀华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刚到新疆,张耀华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他一起到兵团的有四个同学。兵团是一种半部队性质的组织,组织纪律性很强,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张耀华从1962年开始就在兵团的防疫站做医生。每年有六七个月的时间下到农场连队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这里,他住的是“地屋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清晨起床吃完早饭,就要和农工们一起在条田里跟随拖拉机搞粉尘检测、农工生理指标测定、营养调查及有机磷农药空气中含量测定等十大卫生专题调查课题。中午自带餐具,等送饭的人一到,就和农工们一起在地上吃。兵团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可是张耀华却没有觉得苦。或许是自小吃了太多苦,或许是他对于理想的坚持,或许是认为这是组织对他的要求,总之,他说:“这些工作既苦且荣,苦中有乐,我并没有感觉到丝毫厌倦。” 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他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不少课题,包括前文提到的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调查(实地考察了四千多人)和煤矿工人硅肺病防治情况调查。

 

1965年,他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部担任秘书,负责卫生部的函件、电报处理和一些迎来送往的工作。在秘书的工作岗位上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出版《兵团卫生工作参考资料》。他说:“从征稿、审稿、印刷到校对、出版都是我独立完成。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真的挺累的,可是我觉得值!”因为他觉得《兵团卫生工作参考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既包括学术问题,也包括行政问题,对于将兵团卫生部的技术、政策送达基层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在张耀华的努力下,这本《兵团卫生工作参考资料》顺利出版,并成为兵团卫生事业领域一份重要的资料。

 

1969年5月,张耀华调到兵团哈密管理卫生科工作。1971年,升任卫生科副科长。在我们的想象中,原本以为身为副科长的张耀华,每天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待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就行了。但听到张耀华对自己工作的叙述,我们却大吃一惊,他不但要亲自下到各个团场,并且没有专车接送——大多时候,张耀华是骑自行车过去的,最远的单程80公里要骑7个小时,有时车后座还带上两箱20多斤重的疫苗;有时候到牧区要骑马或者是搭便车。搭车也不是坐在车内,而是穿着皮大衣坐在大卡车的顶棚上。寒风刺骨,坐在车棚上的张耀华只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担任卫生科领导的张耀华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门诊缺人就去门诊,忙完门诊又继续去各个医院检查工作。由于工作紧张繁忙,张耀华根本顾不上家庭。他爱人是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上班的同时还要带两个一岁和三岁的幼儿。有一次她由于劳累虚脱昏倒在工作台上,同事连忙打电话通知张耀华。接到电话时张耀华正在农场迎接召开自治区爱国卫生现场参观的点上忙于工作,竟然一时半会赶不回去。“对待工作我敢说我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张耀华又略带遗憾地说,“但是对待家庭我却颇有些歉意。”

 

1973年,张耀华调回到兵团,担任防疫站站长。1973年至1983年,由于“文革”中被迫害,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后张耀华又在石河子市工作了十年,先后担任石河子市卫生防疫站站长、卫生局副局长。在那里,他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智慧,以预防工作为切入点带动和做好全市的卫生医疗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在所辖的13个农牧团场筹建了卫生防疫站,举办培训班,并且亲自授课;对卫生防疫人员开展培训,用了三年时间组建成了市、团场、连队三级防疫网。对所辖两县,他用两年时间亲自蹲点指导开展改水、改厕活动,指导计划免疫工作及对农村乡镇村防疫人员的培养工作。“基层的同志们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张耀华回忆说,“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也因为这样我几乎走遍了石河子的每一个农场、牧场。”此外,他还亲自去南山牧区开展一号病(鼠疫)及农村的炭疽病、肉毒中毒和伤寒病流行的防治工作。

 

1983年,张耀华调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市卫生局副局长一直干到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计生委党组书记。这期间,他组织自治区、地、县上百支医疗队在农村开展四项手术服务,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首次在全区组织人口目标考核。这些新举措受到国家计生委的肯定,并在全国计划生育大会上作经验介绍。1997年,张耀华从计生委党组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在新疆工作的35年中,张耀华有很多机会调离新疆。有一次,西安一家单位想聘用他,对方甚至已经安排好一切了,希望把他和他的爱人一起调过去。但是张耀华和爱人交换意见:自己曾向组织庄严承诺要在新疆扎根一辈子,不能当逃兵。爱人也表示了对他的理解。于是,张耀华和爱人都留了下来。

 

他也曾经有不少机会可以转行,甚至有一次市委副书记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可是他全都婉言谢绝。他说:“我是个医生,我不能丢掉卫生专业。”

 

回首这35年,张耀华认为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兢业奉献,勤恳工作;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35年间,张耀华从来没有休过每年可以享受的15天公假。即使是献血归来,别人都有30天时间可以休息,他却当天献血后,立刻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新疆工作的35年间,张耀华踏遍了全疆86个县、市的山山水水,哪怕是新疆最边远、最困难的地方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是哺育他成长的地方,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都非常热爱。也许正是这种热爱,才令他在新疆一待便是35年。

 

不退休的老牛,不停止的事业

 

按理说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之后该享享清福了,可是张耀华却像是一头勤勤恳恳的老牛,到老都没有休息下来的意思。对于退休生活,张耀华的态度很是积极:“退休是人生的第二次青春。”生活还是一样丰富多彩。在他退休后的第二年,老先生便出版了一本名为《中老年保健实用手册》的书籍,关注中老年健康问题。退休之后,曾有私营企业找到他,给他每月3000块的工资,希望他去协调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甚至都不需要他去公司上班;也有人给他开出高工资,请他去培训员工。这些都被他一一谢绝:“退休了,我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年少时的理想依旧像旗帜一样引领着他,那就是要做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让中老年人健康长寿。“只有做这些事情,才能真正让我感到充实和快乐。”

 

2001年,张耀华和另外一个老同志发起成立了新疆老年保健协会,注册资金所需要的三万块钱全由他们自己掏腰包。后来,他们向政府争取到每年五六万块钱的资金,并雇用了几名员工主持日常的工作。和老年协会的其他专家一道,张耀华平常写书、开讲座,日子过得充实而又紧张。建立协会十年以来共举办中老年保健讲座一千一百余场次,使十万余名中老年人受益。

 

渐渐地,他们的老年协会也慢慢成长起来。2009年,协会拥有个人会员一千二百余人,下设“老年病防治学术委员会”、“少数民族保健工作委员会”、“癌症康复工作委员会”、“文体健身工作委员会”、“刮痧足疗专业委员会”,以及一个直属机构“老年保健医学培训中心”。协会时常组织专家到老百姓中间去开展科普讲座、专家义诊等活动,被当地人们称为 “送给中老年人的一剂良药”。

 

张耀华还经常通过老年协会组织老年人徒步旅游,甚至有一次还组织老年人去海南旅游。在这些活动中,张耀华和老年保健协会都不带赢利目的,而纯粹只是为老年人服务。

 

除了组织老年协会的活动,张耀华和老伴还在社区义务地当起了社区医生。东家有人想测测血压,他二话不说就拿着自己简单的医疗设备前往;西家有几位老年朋友打电话询问前列腺的问题,他立刻挨家挨户地上门为他们检查。有的孩子临近高考心理压力比较大,张耀华夫妇还为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免费做心理辅导,从心理健康辅导到合理饮食无所不包。2003至2006的三年间他和老伴受老年保健协会所托应邀在自治区老年活动中心免费提供咨询服务并定期举办保健讲座。老年活动中心的主任因此感动地说:“你们是老干部的风范,是我们身边的活雷锋。”

 

热衷于开展中老年人保健活动的张耀华,谦虚地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一种启蒙运动。他认为老年人普遍缺乏卫生保健知识和卫生保健行为,“要传播这样一些知识,督促他们去做保健,因为它们对老年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当被问到为什么分文不取甚至倒贴钱也要坚持去做老年人的保健工作时,他十分真诚,毫不犹豫地说:“老年人是弱势群体,我们不能赚他们的钱。”

 

在张耀华的带领下,老年保健协会逐渐发展壮大,开展的各项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获得了群众和自治区政府的肯定。协会连续几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协会,2009年4月还荣获这一领域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最高奖——首届“科普奖”(集体)。张耀华在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当初向母校承诺的“为祖国服务50年”的庄严承诺。

 

谈及当代学子,张耀华说:“第一,不管时代怎么变,都应做到品学兼优。第二,要有一个创新的思维,在这个时代不创新就会被淘汰。第三,还要报效祖国,感谢祖国的培养,有志青年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有志青年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不正是张耀华这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1962年,开往新疆的火车载走的是他的青春岁月;35年间,他遍布全疆的足迹写下的是服务各族人民的美丽诗篇。他放弃了改行的机会,坚持着从儿时便有的悬壶济世的梦想;他放弃了调离新疆的机会,信守与祖国的“戍守”边疆的约定。

 

采访手记

 

与其说这是一次采访,倒不如说是张耀华校友和我们的一次促膝谈心,是长者和晚辈的心灵交流。74岁的张校友身体显然很好,记忆非常清晰,能够清楚地记得各种时间、地点、人物,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把他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

 

问到他童年的生活怎样,他说“相当艰苦”,话语中却带着笑意。那是一种任凭人生起落的淡定。

 

问到为什么毕业时要选择新疆,他说“知恩图报”,言语中满是知足常乐的举重若轻。

 

采访过程中,我们听他说他拿到北京医学院的通知书时是如何欣喜若狂;听他说初到北医时吃到食堂师傅做的鸡汤挂面时感觉简直是到了天堂……我们仿佛走进了张校友的记忆中。

 

张校友说:“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热爱这里的人们。”他决定去新疆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要为祖国服务。

 

我想,这样一种感恩的心和拳拳报国之情是值得我们当代的北大学子学习的。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从小到大感受着祖国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帮助。也许是因为这些温暖来得太过容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把它们看得太过理所当然。其实,与张校友他们那一辈人相比,变化的只是环境,祖国带给我们的温暖是从来未变的。因而,张校友对祖国怀抱的感恩之心,对我们的心灵或许是一个启迪。

 

是感恩,让他来到新疆;是感恩,让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是感恩,让他甘愿一辈子俯首奉献;是感恩,让他的精神魅力在自治区的山山水水中熠熠发光!(文/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9级本科生.彭雪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级本科生.向昱筱)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新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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